第六章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根源與對策
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根源與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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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實質上是日本在經曆戰後經濟恢複到成為經濟大國之後，謀求成為政治大國、軍事大國的過程的一部分。其中不僅反映出現代日本的政治觀、曆史觀，更是折射了整個日本的價值取向。曆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僅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日關係不斷衝撞的一個焦點問題，更是中日民族觀以及兩個民族曆史和文化之間衝撞的縮影。以往對日本教科書問題的關注，我們主要集中在日本方麵說了什麼、與以往的曆史敘述有怎樣的差異以及和客觀史實之間有何矛盾。在此基礎上，闡明日本曆史教科書的敘述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東亞人民的感情，表達強烈不滿，提出嚴正抗議。如此一番處理後旋即告一段落，對於問題的後續發展則缺乏應有的關注，比如日本方麵在中國及其他國家的抗議之後，是否憑借良知對於歪曲的史實進行了修改？抑或認為中國等國的抗議是對日本內政的幹涉？因為我們對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缺乏深入的關注，也沒有采取積極的應對措施，所以在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麵前隻能被動“應戰”，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對於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最終得到合理有效解決起不到實際作用，隻會使日本的行為漸行漸遠，繼續自己的既定方針。
為何中國等東亞國家對於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隻能被動應戰，雙方的爭論不能切實、有效地解決問題呢？盡管前幾年，中日韓三國有識之士進行了曆史教科書的共同編撰，但是離問題的解決還有相當的距離。為什麼我們的努力對解決問題起不了作用呢？其原因在於我們還須真正探究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形成的根源，也就是說，在之前的探究過程中存在不全麵、不完整、不深刻的現象，而隻是停留在表層的片麵探究。以往對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原因分析主要歸結為日本方麵對曆史不負責任，為了減輕或洗脫其所犯的戰爭罪行而美化戰爭，這個結論是存在的，也是正確的，同時也是客觀的。但是，我們有否想過，在我們眼中，日本民族為何會成為一個對曆史不負責任的民族？為何會在曆史問題上不能作出公正客觀的認識？換個角度來想，為什麼在我們的眼中，日本的所作所為是如此的不可思議？為什麼對於同一曆史問題兩國之間會存在如此大的差異？顯然，有些問題在以往的探究過程中被忽視了，或者是沒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探究。正是因為如此，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不僅沒有改善，反而越演越烈。
明於此，我們就不難認識到，對於日本教科書問題的解決，不能將所有的籌碼都放在日本方麵。當然日本方麵在教科書問題的改善過程中處於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問題得到有效解決的最為關鍵的因素。我們應當拓展我們的視野，要改變視角單一化和分析情緒化的缺點，要拓展研究的外延和內涵，要關注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所涉及的各個方麵，要挖掘形成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深層次的原因，力求探究的真實性和深刻性。我們要明白在曆史教科書問題上我們並不是在和一個集團，或者一個政黨接觸，而是具有曆史意義的讓“中國人”和“日本人”進行對話。這也說明曆史教科書問題不僅僅是衡量政府外交的優劣與否的問題，更是涉及兩個民族長達數千年文化和世界意識的深層問題。隻有充分而深刻地認識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深層原因，才能為該問題的妥善解決找到積極有效的途徑。
一、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根源探析——曆史教科書問題背後的中日民族性背景
中日之間教科書問題的溝通症結究竟在哪裏？綜觀關於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的論戰，在中方暢快淋漓地闡述自己的觀點之後，中日之間的矛盾依舊沒有得到解決。雙方矛盾的焦點集中於對中日戰爭曆史的認識，特別是雙方關於二戰時期日方對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侵略罪責態度的分歧，日方在否認甚至美化，中方在揭露和譴責。其實這個分歧並非是特定的曆史時期產生的，也並非可以單純解釋為兩國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矛盾。綜合各方麵的研究和思考，我們認為：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是長時期中日之間有效溝通缺失的結果。
在近代文明出現之前，中日之間的交流溝通，雖然其間有斷層，但是兩國之間政治和經濟文化等溝通發展一直比較順利（基礎溝通）；然而近代文明出現之後，對於各國文明之間相互影響和補充、相互依存和撞擊，進行深入的思考，進而尋求共存發展的溝通（共存溝通），一直是中日雙方所或缺的。
換言之，在日本曆史教科書問題上，中方應該考慮的也許並不是如何說服對方（事實證明現階段也不可能），而是在深入了解日本行為模式之後，進行深刻的探討，然後尋求對中方更為有利的政治和學術方式，從而獲得更大的實效。
毋庸諱言，現在的中國想要的並不是打敗日本，或者迫使日本臣服，那麼我們至少可以嚐試讓日本慢慢接受新生的中國式思維，讓其感受到中國式思維的魅力。因此，對我們來說，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通過分析隱藏在日本教科書問題背後的中日文化問題，挖掘出中日文化溝通症結的根源所在，以便更好地促進中日溝通，共存發展，攜手共進。
中日文化溝通症結是當前最切實需要解決的問題。同樣的問題，日本人怎麼思考，中國人怎麼看待？為什麼同樣是亞洲國家，思想會如此不同，甚至背道而馳？為什麼日本人不輕談正義，中國人注重道德？中日雙方自古的統治思想是否依舊影響中日兩國的價值觀？這一係列問題成為橫亙在中日開展有效交流之間的障礙，我們試圖加以探討：
（一）中國式的價值觀
大一統的民族信念：中國在與外部環境不斷鬥爭以及對外來侵擾頑強抵抗的曆史進程中，充分認識到國家統一對於維護國家穩定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故而，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在對中國曆史的總結和實踐中創造的大一統的信念，不僅僅體現了統治者的意誌，更成為中國人民長久以來的精神信念，由此延伸的反戰思想也在中國占據統治地位。
中國人民普遍認識到戰爭的破壞性，因此極力反對戰爭。日本教科書中過於美化戰爭的一麵，比如說對日俄戰爭的描寫、又如扶桑社將太平洋戰爭描述成解放東南亞的戰爭，是中國人民不能接受的。和日本近現代通過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崛起的經曆不同，中國人曆來隻將戰爭看作抵抗外來侵擾或者侵略的自衛行為。
政府是國家的象征的理念：到底什麼才能算是一個國家的態度？是政府的外交態度，還是全體國民的意誌？中日溝通問題的主體應該是國家，但是行為和內涵卻是包括所有兩國國民，於是便出現一個新問題——誰才是中日溝通問題的行為人？
在中國，自然認為是由政府行為操作的，政府的態度就是國家的態度。盡管中國民眾對於國家的依存感有差異，但是總體來說，中國人能夠接受一些政府官員是國家的代表，這些政府官員代表著一個國家全民的聲音。從某種程度上說，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政府就是國家的代表，政府官員和全體國民是統一在一起的，政府人員的言行就是國家的態度，這和中國長時間內由單個政權專政的曆史有很大的關係。
但是日本人對於政府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恰恰不是這麼想的，和中國人對於政府和國家之間關係的理解有著較大的出入，這在日本學者的著述中可見一斑：
“在中國方麵，應當理解在當今的日本社會不能進行言論控製，注意不要把石原慎太郎等對華強硬派的言論解釋為全體日本人的感情和態度。”
\[日\] 天兒慧：《日本人眼裏的中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6頁。
“雖然中日之間其他的交流以及中日關係基本上還好，但隻是由於一個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兩國之間的高峰會議就停止。日本的普通民眾很難理解中國當局的強硬態度和經常發生的激烈的反日行為。”
\[日\] 天兒慧：前揭書，第48頁。
“中方代表後來這樣寫道：‘……回避問題和轉嫁責任是因為日方擔心曆史的事實會成為自己心靈的重荷’，但這種意見讓人感覺到這種發言的背後存在‘所有的日本人都不敢麵對曆史’的成見，而首相前一天的行動則助長了這種成見。”……“一說到曆史問題，中方常常從日本的‘國家’態度出發，而對我們日本人個人的見解卻不怎麼重視。”
\[日\] 天兒慧：同上，第77頁。
從上麵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日本人將政府官員和全體日本國民分離開。日本此類的民選國家和中國長時間由一個政權施政的國家明顯不同，政府官員的所作所為和百姓沒有關係，政府官員的行動隻是他個人的事情，而與全體國民沒有必然幹係，這就從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日本無罪論的發展。與之相反，中國人則堅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將每一個國民和國家的走向聯係在了一起，特別是處於社會領導地位的政府官員，其一言一行更是代表了國家的態度，在某些場合，更是表現為國家的“等同體”。
基於這一點，中、日兩國產生了認識上的差異。中國人不能理解日本人民為什麼將政府官員的行為和人民的行為分離開，政府難道不是國家的代表嗎？而日本人則對中國人因為小泉等（日本首相，政府官員）參拜靖國神社，而認為日本人都有責，進而打斷的中日經濟和政治交往進程的做法疑惑不解。中國人認為是日本人的支持使得小泉敢於那麼做，而許多日本人則認為小泉如此做隻能代表他個人的行為，與民眾無關。
胸懷天下的道德精神：中國在政治上的大一統的信念，源於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對於世界的哲學思考，因此它最初就並非限製於一個國家或民族，並且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人的天下概念——領土上的政治大一統和道德上的天下大一統，其表現方式便是中國人對於國家統一和社會和諧的不懈追求。
如何創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國家？孔子對於個人道德修養的追求，使得中國人的精神天平自初就傾向於道德，而不是利益。這種超強的道德感，加上“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社會責任感，使得每一個中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天下”觀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終極目標，並且逐步轉化為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中國人所謂的“平天下”，是將中國式的和諧概念放之四海，是對一個道德理想化的不懈追求。
在漫長的曆史中逐漸堅固的道德意識，和長久以來對外來文化的優越感，使得道德占第一位的中國人，從骨子裏就堅信正義最終戰勝邪惡，充滿著積極向上的精神。接觸到西方民主思想之後，中國開始也往往以單方麵的前進方向來鞭策中國全線朝著西方文明化前進，而沒有清楚認識到近代西方文明國家在東方外交方麵，擁有與文明背道而馳的野蠻行為。因此中國在製定近代對外政策時，有時會盲目地運用中國傳統思維來闡釋新的國際關係，迷信所謂的國際道義，從而在近代外交上栽跟頭。但是，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以及中國當代的經濟發展，使得中國人的信心不斷增強，中國人希望有力量能夠維護自己的正義，這也是為什麼中國人民對於日本教科書事件上堅持強硬態度。
很久以前，外部世界就已經參與到中國的道德體係中，是中國知識分子通過認識外部世界，結合曆史借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是，長時間地從自己本位來培植的道德觀念，能否被他國所接受，這是中國文化對外交往中的盲點。這也是為什麼近代接觸過中國的西方國家會覺得中國統治者充滿對他國的傲慢姿態。
至今，在麵對國際形勢的變化中，中國國民依舊懷有強烈的“平天下”責任感和道德意識——“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由此日本某些人物和團體聲稱中國政府煽動中國人民仇外情緒，這是對中國國民的民族性的曲解。
（二）日本式價值觀
內外分明——以日本為主體的視角：日本，自古以來注重個人對團體的從屬觀念，即農民、武士從屬於大名，對大名忠實；又如職工從屬於公司，對公司奉獻一切。日本這種由各個小團體所形成的內部嚴格劃分的等級製度，是日本社會穩定的關鍵。對成員來說，第一位的不是保護道德尊嚴，而是維護小團體的利益。他們的忠實對象並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團體。所以日本的“和”和中國的“和諧”不同，維持的是小團體之間的利益和諧。
因此，曆史教科書中出現的諸多認識問題，如中國大陸對日本島國的軍事威脅，固然有其自然環境所造成的危機意識因素，但是也有時刻將中國作為假想敵的思維模式，很難說是一種以共存為前提的國家思維模式。日本曆史教科書，特別是扶桑社教科書在闡述諸多觀點時，往往從“日本”這個唯一的視角去思考問題。把來自中國與俄羅斯等國的威脅，作為日本對他國侵略的借口，甚至完全不考慮他國人民的想法，將侵入他國作為解放亞洲的善行。這種狹隘的內外思想雖然能促成日本人堅強團結的性格，但也能塑造一個孤立於亞洲的日本。
尚武精神——對弱者缺乏同情的順從社會：與傳統中國為了保持整體平衡而壓製個人力量不同，日本人在維護小團體的利益時，深刻地體會到個體力量強大的必要性。因為意誌脆弱者或者無能者毀滅的不僅僅是他自身，更是整個團體的利益。對強大力量的追求造就了日本民族頑強不息的精神。但是，對於團體裏的弱小者近乎殘酷的社會觀念也是不能令人忽視的社會問題。
日本民眾雖然喜愛溫情的故事，但是作為個體，他的存在感卻很弱，就像在日本曆史教科書中，日本民眾是被日本式的英雄帶領著的人。如扶桑社版教科書津津樂道地說民眾對於政府的支持，不如說在信息閉塞時代，政府對民眾的操縱（否認政府的法西斯性質也是該版本教科書的重要特征之一）。日本民眾在長期的團體生活中，弱者不敢違抗團體，不敢想象被團體排斥的生活，日本曆史教科書和一些右翼作者故意忽略這個現象，將民眾被蒙蔽甚至被迫接受的行為當作了人民的支持。
日本一向以善於汲取他國優秀經驗為世界所稱道，但是本質上，日本對他國的學習最終是為了維護小團體的利益，一旦自己變成強者，就會顯露出對弱者的不屑，繼續回到封閉的島國自給自足的精神狀態，演化成一種對外部世界的排斥甚至敵視的態度。由於缺乏對弱者的同情，日本所謂的協助亞洲人民崛起的說法在這種民族思維模式前顯得滑稽可笑，它隻能是一種外交詞彙，成為掩飾其罪行的行為。
注重利益與實踐態度——維護自身的利益：在日本汲取中華文明和西歐文明時，全世界都為其能夠輕易改變自己的社會製度而感到吃驚，仿佛這個性格堅韌，不屈不服的民族一刹那變成了另一個民族。日本，這個傳統國家時刻能保持其鮮活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源於日本人勇於實踐的態度，而造就這個態度的，正是日本人注重利益的民族性格。
處於日本列島的日本民族，在與自然做長期的鬥爭後，如同人類的身體那樣造就了其強烈的危機意識。恰當的危機意識可以及時提醒人類身體和環境的變化，過度的危機意識反而會磨損人類的身心健康，因為過度的危機意識使得日本人首先看到的是生存利益。比如有的曆史教科書會特地提到日本人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在日俄戰爭中，將俄羅斯與日本爭奪東北的侵略利益看作對日本的威脅，日本必須自衛。這種通過利益的得失將日本的侵略戰爭合法化的思想在扶桑社教科書中隨處可見，在其他版本的教科書中也略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