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日本曆史教科書對現代中國曆史的記述及演變
日本曆史教科書對
現代中國曆史的記述及演變
第
五
章
20世紀早期的中國是近代中國在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勢力壓迫下步履維艱的時代，也是中國人推動國家與社會變革以期完成民族救亡使命的時代。在這一曆史時期中，中國與日本也因為一衣帶水的相鄰關係有了更頻繁的聯係與相互影響，對於這段曆史的敘述與兩國關係在中日兩國曆史教科書中都有比較詳細的涉及，這些敘述體現了編寫者的曆史認識與寄予國人曆史意識的期望。當代日本中學曆史教科書在對20世紀早期中國從辛亥革命至民國統一之間的曆史敘述中，存在著用很強的自身文化視角來審視中國曆史的特點，有意或無意地透射出其背後的預設立場。這些立場體現了日本比較主流的中國觀和曆史觀，多數日本曆史教科書在敘述曆史過程中對於架設起中日理解的橋梁作用呈現出弱化的態勢。本章將敘述日本教科書對於中國從辛亥革命開始至新中國建立後的曆史的記述。
一、關於孫中山、辛亥革命與中華民國的成立
日本各個出版社的教科書對辛亥革命的描述基本是客觀的，但有幾方麵內容需要特別關注。
（一）對孫中山稱讚但有所誤解
日本社會對孫中山普遍持有好感，如日本文教版的曆史教科書將孫中山稱為“革命誌士”，這也許是孫中山的革命與日本密切相關所致。也有學者認為“或許日本對於中國的這一場革命給予了極大的期望”。
“成為革命運動中心領導者的是被稱為中國革命之父的孫文。”（日本書籍1986年版）
“其中，留學日本歸國的人增加，出現了孫文等革命誌士。”（日本文教2002年版）
日本教科書雖然提及在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製定了亞洲最早的共和國憲法，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沒有指出辛亥革命的性質，因此出現了把袁世凱推翻清朝皇帝這一事件定為辛亥革命（清水書院2005年版）這樣的錯誤描述；教育出版社版教科書用“孫文與有勢力的軍人袁世凱聯合在一起推翻了清”，這樣的記述可能會給學生造成理解上的偏差。
日本並未真正理解孫中山的政治理想，對孫中山的言行斷章取義。
“（孫文）他向日本要求不采取西洋式的‘霸道’（侵略路線），而回歸到為了解放亞洲民族的‘王道’上來。”（東京書籍2001年版）
“孫文強烈批判帝國主義各國對亞洲的侵略，稱讚完成近代化的日本，謀求以中日聯合為中心的亞洲合作，訴說對抗列強的必要性。1924年，在神戶發表了題目為《大亞洲主義》的演講。其中，孫文說道：我們講亞洲主義，如何恢複亞洲民族的地位，一定要在仁義道德基礎上各地民族合作，亞洲全體民族一定要成為強大的勢力。”（大阪書籍2005年版）
“孫文在神戶作的大亞洲主義演講,主張日中提攜為中心的亞洲聯合起來向列強對抗的必要性。為了恢複亞洲民族的地位，各地民族必須以仁義和道德為基礎聯合起來使整個亞洲民族形成巨大的力量。”（大阪書籍2005年版）
“（孫文）他向日本要求不采取西洋式的‘霸道’（侵略路線），而回歸到為了解放亞洲民族的‘王道’上來。”（東京書籍2005年版）
孫中山所說過的“霸道”或“王道”可以有各自的理解，但是教科書的政治意圖非常明顯，借助令人尊重的“革命誌士”之口，為自己的侵略野心和行為披上正義的外衣，辯解自己的行為是出於“解放亞洲民族”的目的，是區別於歐洲列強的侵略行為。大阪書籍版教科書也把日本歸為“帝國主義各國”之外的國家，是孫中山倡導中日聯合，從而把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等同於日本的侵略道路。另外，孫中山在1924年所作的《大亞洲主義》，主要從文化角度切入，希望具有共同文化特質的亞洲民族聯合起來謀求全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後期的孫中山對帝國主義的本質已經有清晰的認識，絕不可能停留在希望日本能走上“王道”上來的夢想階段。
教科書之所以大談“王道”、“大亞洲主義”，是和日本的自衛宣言是一致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最冠冕堂皇的幌子。而教科書新增這部分內容，是受日本社會右翼思想的影響，試圖掩蓋日本“右轉”異變的過程。也許教科書“引用”孫中山的話，並不是誤解這麼簡單，因為，新版教科書采用多種方法比如“資料閱讀”、“圖文欣賞”等，有意將孫中山跟日本聯係在一起。
（二）對革命的成果評價公允但避談革命的性質
除扶桑社版教科書用“革命軍集合在一起，推舉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這麼簡單的一句話來介紹轟轟烈烈的辛亥革命外，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都提到了革命的成果，其中，清水書院版教科書提到“中華民國的成立”和“清帝退位”的客觀事實，其他都曾經或者一直評價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亞洲最早的共和國，頒布的憲法是亞洲最初的憲法。
“翌年宣告了以南京為首都的中華民國的成立，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它就是亞洲最早的共和國。”（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中華民國是亞洲首個共和國。”（中教出版社1986年版）
“中華民國是亞洲最初的共和國。”（日本教育1986年版）
“通過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最初的共和國，對亞洲的諸民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日本書籍1993年版）
“這是亞洲最早建立的共和國。”（東京書籍1993年版）
“翌年，以南京為首都成立中華民國，孫文擔任臨時大總統，製定了亞洲最初的共和國憲法。”（大阪書籍2005年版）
“孫文不做國王成為臨時大總統，宣告了亞洲最早共和國的中華民國的成立。”（帝國書院2005年版）
“次年任命孫文為臨時大總統，在南京宣告成立中華民國，亞洲最早的共和國誕生了(辛亥革命)。”（日本文教2005年版）
但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日本曆史教科書基本上都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革命”，同時又認定這場運動是民眾或軍隊叛亂，而且沒有一本教科書指出辛亥革命是以推翻封建專製統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為宗旨的革命運動。因為教科書認識模糊以及沒有準確的定性，所以會出現把袁世凱推翻清朝皇帝這一事件定為辛亥革命或認為辛亥革命是漢族人打倒滿族人的運動這樣錯誤的描述。
“在日清戰爭與北清事變中敗北的中國出現了打倒滿洲人的清朝，建立由漢族(主導的)新共和國的運動。”（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同時，在北京，大軍閥袁世凱迫使清朝皇帝退位（辛亥革命）。”（清水書院2001年版）
（三）對革命運動前後中國社會現狀敘述不實
教育出版社版教科書在描述辛亥革命前期的中國社會現狀時，提出了“清的國力因日清戰爭以及義和團事件而衰退”的觀點。其實，這並不是中國國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中國國力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諸如中國落後的政體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帝國主義對華的經濟掠奪、種種不平等條約、大量的戰爭賠償等等。義和團運動是中華民族對於外來侵略的本能反抗，將清朝國力的衰退推卸給義和團事件，是有欠嚴謹的。還有，對三民主義的注釋也不確切，把民生主義解釋為政府準備民眾生存所需要的物品。此外部分教科書關於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後的政治活動記述不盡符合史實，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不僅僅因為袁世凱鎮壓革命人士，袁世凱出賣國家主權也是重要原因。
“在日清戰爭與北清事變中敗北的中國出現了打倒滿洲人的清朝，建立由漢族(主導的)新共和國的運動。”（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袁世凱死後，中國各地建立起軍閥地方政權，分裂統治。”（大阪書籍2005年版）
“但是之後，軍人袁世凱掌握了實權，無視憲法與議會實施獨裁統治，因此中國持續混亂”。（帝國書院2005年版）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圖謀強化自己的權力，開始鎮壓革命派。從此，中國失去了統一，各地由擁有武力的軍閥分別統治。”（扶桑社2005年版）
袁世凱雖然實行的是專製統治，但他的北京政府仍然是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在其死後，雖有各地軍閥混戰，圍繞政權進行爭奪，但北京政府還是符合國際法的唯一政府，中國並未走向分裂。教科書強調中國處於“分裂統治”中，是別有用心的，似乎製造“中國東北早已分裂”的假象，為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和進一步侵華打下伏筆。
二、關於《二十一條》
日本大部分曆史教科書基本上能夠客觀說明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目的是擴大在華利益，以武力強硬地逼迫中國政府接受。
“極力要在中國擴大勢力的日本，乘著歐洲諸國忙於大戰、無暇顧及中國問題的機會，1915年，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中教出版社1986年版）
“1915年，對提出日本軍撤軍要求的中國政府，強硬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大阪書籍1991年版）
“日本在1915年(大正4年)向中國強硬地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學圖出版社1992年版）
“日本……1915年，向中國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除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的同時，打算擴大日本在滿洲和蒙古方麵的權益。日本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增強軍隊等，中國被迫承認了大部分的要求。”（東京書籍1993年版）
“1915年，日本政府為擴大在中國的勢力，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以武力為背景，迫使中國政府承認了其大部分條款。”（日本教育2001年版）
“1915年，日本政府為擴大在中國的勢力，向中國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日本以武力為背景，迫使中國政府承認了其大部分條款。”（清水書院2005年版）
“第一次世界大戰主戰場在歐洲，因而在東亞歐美的勢力減弱。於是，日本政府乘機想要進一步取得在中國的特權。1915年，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強硬地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日本書籍2005年版）
“日本為擴大日本在中國的權益，1915年(大正4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強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凱政府雖然一度拒絕了要求， 但是以武力為後盾的日本(最終)使中國政府屈服。”（日本文教2005年版）
然而，日本教科書選擇的條約內容並未切中中日矛盾的焦點，淡化了日本旨在滅亡中國的野心。有7個出版社的教科書羅列了《二十一條》的部分內容，唯獨第五號文件不引用，有的也隻是輕描淡寫為“接受日本顧問”，掩蓋了《二十一條》旨在滅亡中國的野心。正因為《二十一條》是亡國的條款，接受條約的五月九日被定為中國的國恥日。一國之恥、亡國之恨，是中國人民的反日行為的原因。扶桑社版教科書在描寫《二十一條》的內容時，更是將責任推給中國。
“中國方麵期待列強加入，把……希望條款公布於世，命名為《二十一條》。”（扶桑社2005年版）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結束，日本已經開始提出繼承德國在山東權益及其他利益的《二十一條》，對於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另有教科書稱“中國方麵期待列強介入，把接受日本顧問等機密要求事項（希望條款）的內容公布於世”。事實上，最初日本並沒有說明第五號文件是希望條款，因為其中的每一條內容都與中國的主權密切相關，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於是中國駐日公使陸宗輿與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密談，日本才解釋其為“希望”商定之件。但自中國交出第一次修正案後，日方仍一再敦促第五號之商量，並以不允許繼續商議來要挾。可見，所謂的“希望”條款隻不過是外交辭令，最終還是要迫使中國政府同意此項內容。中方將《二十一條》內容密告列強確有其事，是當時中國的外交手段之一。因為日本一旦通過《二十一條》把中國占據為己有，就會危及其他列強在華的侵略權益，那它們就不會“坐視不管”。中國政府期望依靠外交來製約日本的“胃口”，雖然效果不佳，但也不能成為日本“強迫”中國接受的理由。
除不引用第五號文件外，教科書還用中性詞彙如“轉讓”、“繼承”、“給予”來淡化日本獨占中國之野心，這種文字遊戲讓學生誤解日本隻是“繼承了”德國在華特權，無法感知日本比德國具有的更大野心及其造成的危害的嚴重性。
“其內容為，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獲得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日本要在滿洲和蒙古享有特殊權利。”（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其內容包括要中國把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讓給日本”（清水書院1986年版）
“讓中國承認日本繼承中國給予德國的山東半島的權利”（大阪書籍1991年版）
“其中包括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以及擴大日本在滿洲和蒙古的權益等。”（中教出版社1992年版）
“要求將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日本書籍1993年版）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凱政府強硬提出轉讓德國在山東半島的權益”（日本文教1997年版）
“日本於1915年（大正4年）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扶桑社2001年版）
“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的權益；延長租借旅順和大連期限等”（東京書籍2005年版）
“日本以英日同盟為理由向德國宣戰。歐洲各國想在歐洲戰爭期間，向中國擴張勢力。日本占領了德國在中國的據點山東半島的青島，把太平洋的德屬南洋群島也拿到了手”。（帝國書院2005年版）
實際上，日本在歐戰爆發後就派兵在中國山東登陸，奪取青島，強占膠濟鐵路。而且從範圍上來看，日本占領的地區大大超過德國在中國的租借地，覆蓋了整個山東半島，以學圖出版社和大阪書籍版教科書記載為例：
“日本政府在1914年(大正3年)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基於日英同盟的理由，站在聯合國一側向德國宣戰，並試圖乘此機會侵略中國。日軍首先攻擊了德國軍事基地青島，占領了山東半島。另一方麵，占領了太平洋上德國領有的密克羅尼西亞，派遣軍艦前往印度洋和地中海。”（學圖出版社1980年版）
“日本在大戰初期，就以日英同盟為由，向德國宣戰。攻擊德國在中國侵略的據點青島，占領山東半島的同時，支配了德國領有的南洋各島。”（大阪書籍1991年版）
既然是向德國宣戰，卻在中國領土上交戰，這是日本繼日俄戰爭後第二次無視中國主權的野蠻行為，教科書對此均未提及，很容易使學生將日本占領青島等地的行為理解為交戰雙方在戰爭後的利益互換行為，是合理的正當行為，從而忽視了日本的侵略實質。
日本的曆史教科書一般都提到《二十一條》遭到了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強烈抗議。
“日本以日英同盟為由向德國宣戰，並於1915年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強烈拒絕接受這《二十一條》要求，在中國反日情緒更加高漲，掀起了排日運動。”（大阪書籍2005年版）
“除希望條款外，迫使中國接受了全部事項。從此，中國國內反日輿論高漲。”（附錄《二十一條》內容）（扶桑社2005年版）
“1915年（大正4年），日本為了進一步擴大權益，把《二十一條》要求強加給中國。袁世凱政府曾一度拒絕，但是以軍事力量作後盾的日本迫使中國政府屈服。為此，在中國掀起了排日活動。”（日本文教2005年版）
“並且占據了德國在中國以及太平洋的軍事據點，第二年，日本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權益，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迫使中國接受了其中大部分內容，但是這種做法播下了中國方麵強烈反抗以及歐美各國對日本警戒的種子。”（教育出版2005年版）
《二十一條》是日本以武力威脅袁世凱政府接受，企圖排除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獨霸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教科書則把中國人民反帝愛國運動描述成“中國反日情緒高漲，掀起了排日運動”。
其實，正是這種抗議以及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的幹涉，日本才被迫放棄第五號文件。但是回避第五號文件，甚至部分教科書沒有引用任何一款內容，卻強調中國人民的反日情緒，學生對中國的抗議和反日徒增反感，因為他們從教科書的敘述中無法體會到他們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反而覺得中國不可理喻。這種有意的片麵教育對新時期中日友好關係的發展肯定大有害處。
沒有《二十一條》的具體內容，僅僅以“進一步擴大權益”無法說明事態的嚴重性。實際上日本的企圖遠非如此，它是要排除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在華勢力獨霸中國。最終在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抵抗以及其他列強的幹涉下，日本才被迫放棄了第五項條款。但是《二十一條》的其他條款仍然侵犯了中國的主權，是日本對華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關於五四運動
關於五四運動，日本教科書有的描述不完整，有的簡單描述為“反日運動”。大阪書籍版教科書能夠比較客觀公正地描述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以學生在北京集會為開端，中國國內掀起了反日運動”（東京書籍2005年版）
“……這就是所謂的五四運動。”（大阪書籍2005年版）
“在巴黎和會的講和會議上，中國希望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條》要求，但遭到無視。為此，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的學生掀起了反對講和條約的運動……使中國政府拒絕了在條約（《巴黎和約》）上簽字。”（大阪書籍2005年版）
此外，日本各版本教科書對五四運動的背景和原因敘述均不夠全麵。
“1919年5月4日，以學生在北京集會為開端，中國國內掀起了反日運動。”（東京書籍2005年版）
“巴黎和會決定把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起來呼籲抵製日貨反對簽訂凡爾賽條約。”（清水書院2005年版）
“在中國，日本繼承山東半島權益的消息傳來之後，5月4日在北京興起了強烈反對《二十一條》要求和《凡爾賽條約》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這一運動擴展到全國各地。”（日本文教2005年版）
“巴黎和會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的權益，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們對此進行了抗議。不久，反對日本侵略的運動遍及全國，工人和商人也以罷工、罷市的形式參加進來（五四運動）。”（教育出版2005年版）
“1919年，巴黎講和會議決定將德國在中國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於是5月4日在中國北京，大約3000多北京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行動起來。學生反對巴黎講和會議和日本《二十一條》要求的運動不斷擴大，工人及商人們對此也表示支持進行了罷工、罷市。這樣，排日、反政府的運動迅速擴大到中國各地（五四運動）。”（日本書籍2005年版）
“要求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條》”。（帝國書院2005年版）
帝國書院版教科書中將五四運動的起因表述為“要求取消日本的二十一條”。實際上這隻是原因之一。中國五四運動的爆發源於一戰時期，即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日本在中國侵略勢力的擴張，直接導火線是巴黎和會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直接涉及中國的領土問題，故而這一運動既是反帝又是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整個中國知識界彌漫著一種公理戰勝強權，正義戰勝邪惡，光明降臨世界的思潮。這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不斷汲取西方民主意識，結合愛國主義的產物。然而從西方社會繼承的民主與平等精神，卻在巴黎和會上被踐踏了。日本和西方列強一樣，不過是披著文明的外衣，瓜分中國的強盜而已。五四運動，“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對中國主權蔑視的運動，也是反對北洋政府親日賣國賊統治的運動，是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是受到西方民族思想熏陶的中國人，團結起來反抗那些所謂的文明國家對中國野蠻侵略的正義行動。將運動簡單地描述成反日運動，似乎再一次將日本置於受害者地位，為日本之後的侵略行為辯解。日本在對華侵略上行為的不斷明朗化，以及巴黎和會的分贓結果，極大地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愛國激情。日本教科書應該反省反日情緒不斷升級的真正原因是日本對華侵略，而不是將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看作中日民族的對立。
四、關於華盛頓會議
華盛頓會議是一戰結束後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重新劃分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勢力範圍，企圖建立美國控製的國際新秩序的會議。日本各版教科書都采取積極肯定的表現手法，涉及華盛頓會議達成的幾項決議：限製海軍軍備競賽、廢除英日同盟、歸還中國山東主權，其中突出了日本維護國際協調、遵守條約的國際新形象。有4個出版社的教科書提到《九國公約》，另有3個涉及該條約的原則：要求中國向各帝國主義國家推行經濟自由、機會均等和門戶開放。
“並且，在此會議中各國約定尊重中國的獨立與主權，雖然日本將山東半島的權益返還中國，但同時決定中國平等地對各國開放門戶。”（日本書籍1981年版）
“這時締結了四國條約，在維持太平洋地區現狀的同時，日英同盟被迫廢除，還締結了九國條約，達成尊重中國的獨立與主權的(原則)。” （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就尊重中國獨立與主權，在中國自由地進行經濟活動……”（帝國書院1992年版）
“在會議上，宣布了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並把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的機會為各國均等給予。”（東京書籍1993年版）
“此外，各國還締結了規定尊重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九國條約。”（日本文教1997年版）
“也締結了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各國在中國的經濟活動自由的九國公約。”（大阪書籍2001年版）
“此外，也簽訂了保全中國領土、門戶開放的九國公約。”（扶桑社2001年版）
這7個出版社的教科書到05年的版本不約而同地刪除了九國公約以及該條約的原則。然而，隱瞞曆史並不能抹殺過去的罪責。《九國公約》挫敗了日本獨霸中國的野心，使中國淪為各帝國主義競相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的場所，恢複到由各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麵，並不是真正的“尊重中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教科書是站在施恩者的角度談論歸還中國山東主權問題的。其實，山東主權能歸還中國，是中國人民堅持不懈地反抗以及歐美帝國主義的幹涉的結果，不是日本主動行為。如果說華盛頓會議是一次積極的會議，在於它用談判的方式而不是戰爭的方式宰割和犧牲中國利益來解決日美的國際爭端。
五、關於中國逐漸走向統一
“中國逐漸走向統一”是指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征服各地軍閥，從南到北，於1928年形式上完成中國的統一這一內容。日本曆史教科書主要敘述了皇姑屯事件和蔣介石最終統一中國等問題。
日本軍隊為了阻止蔣介石北伐，不僅製造了濟南慘案，而且於1928年炸死了對日本已經沒有利用價值的張作霖，即皇姑屯事件。日本製造皇姑屯事件，這是一次嚴重幹涉他國內政的暗殺行為。雖然日本曆史教科書承認了日軍的這一行為，但是在闡述目的時，多采取“中國統一力量也到達了日本擁有權益的滿洲。”（扶桑社2005年版）；“阻止蔣介石統一中國” (大阪書籍2005年版)；“日本國內認為‘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主張使用武力把滿洲置於勢力之下的勢頭高漲。”（教育出版2005年版）等這樣的文字，掩蓋了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野心。同時，將東北三省寫成滿洲，也容易產生滿洲不屬於中國的假象。
“國民政府也在滿洲(中國東北部)建設鐵路拓展勢力，加強了排除日本勢力的動態。”（帝國書院1992年版）
“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將勢力從北京擴展到滿洲。那裏雖然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文教2005年版）
這種殖民主義者的口吻，掩蓋了日本企圖分裂中國的野心，而且將東北寫成“滿洲”，意在製造東北不屬於中國而是獨立領土的假象。更有甚者（扶桑社2005年版），將中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說成“在中國國內統一的進程中，排斥因不平等條約而擁有中國權益的外國勢力的運動不斷高漲”。這是中國人對列強統治的民族性反抗。當然，由於受到使用暴力實現革命的蘇聯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反抗運動帶有過激的一麵：“對於勢力不斷擴大的日本，也展開了抵製日貨、襲擊日本人等，排日運動日趨活躍”（扶桑社2005年版）。這其實是為了自己的侵略利益而顛倒因果，將侵略時候遭遇的反抗說成“過激”，把罪責推給反日風潮。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斷擴大而引發的矛盾激化指向暴力革命思想的影響，回避了日本侵華的性質。
至於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學圖出版社1992年版說“1927年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次年統一了除滿洲（中國東北部）以外的中國領土”，這是不符合曆史事實的描述，因為1928年底，東北張學良地方政府麵對國恥家仇，毅然宣布尊奉三民主義，歸順國民政府管轄，實現“東北易幟”，由此，中國結束了軍閥割據混戰狀態，實現了全國的統一。日本曆史教科書把東北“預留”出來，實際上為日本侵犯東北假以借口。
六、關於關東大地震
日本書籍和扶桑社教科書描寫了關東大地震，有具體的受災人數記錄。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是日本人民的不幸，但是發生在混亂中的人禍更令人痛心——無辜受謠言牽連而受害的朝鮮人和中國人達數千人。那麼，曆史教科書是怎樣對待這一場屠殺的？
（一）沒有說明謠言散布者和被害的確切人數
日本教科書關於謠言的散布者並沒有作說明，也沒有記錄被害的確切人數：
“於是由居民組織的自警團和軍隊及警察 逮捕或處死了幾千名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及中國人。”（大阪書籍2005年版）
“傳出‘朝鮮人往水井中投毒’的謠言，造成數千朝鮮人和數百中國人遭到軍隊、警察以及由居民組成的自警團屠殺的事件。”（日本書籍2005年版）
“發生了殺害朝鮮人和中國人的事件。”（帝國書院2005年版）
“流言飛短，發生了數千朝鮮人被殺害的事件。”（日本文教2005年版）
（二）掩蓋軍隊和警察的屠殺行為
“於是由居民組織的自警團和軍隊及警察逮捕或處死了幾千名朝鮮人和社會主義者及中國人。”（大阪書籍2005年版）
“組成自衛團的居民，發生了殺害朝鮮人和中國人的事件。”（帝國書院2005年版）
“發生居民自警團殺害朝鮮人、中國人和社會主義者的事件。”（扶桑社2005年版）
這三個版本的教科書用“居民自警團”回避軍隊和警察的屠殺行為，大阪書籍版教科書還用“逮捕”、“處死”來代替“屠殺”、“殺害”，淡化了屠殺者的非法性、殘酷性，無視了當時朝鮮人和中國人的悲慘境遇。
（三）強調屠殺背後的日本社會心理分析
“這個事件被認為是麵對朝鮮民族的反抗，日本人產生了畏懼心理和差別意識而發生的。”（大阪書籍1986年版）
“注2 此事件中由於人們平時對朝鮮人、中國人差別對待，害怕遭到報複，從而將謠言信以為真。”（日本書籍2005年版）
可以說這種差別意識和對反抗的恐懼也是日本侵華時社會心理的重要內容，這對研究現代日本社會、戰爭心理有很好的借鑒，如果覺得中學生難以理解，可以在閱讀部分或以開放題形式給予闡述。
七、關於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
（一）為什麼會爆發?
對於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日本的曆史教科書都是承認的,這可能和東京審判時日本證人提供了切實有效的證據而達成的共識有關。但是,我們發現教科書中出現了東京審判時日方辯護律師的某些論調,“九一八事變”為什麼會爆發的真相再次被掩蓋。許多日本教科書都把戰爭責任首推給中國，認為是蔣介石統一全國，威脅到日本在中國東北的權益，所以日本才挑起軍事行動的。
“國民政府推進國內統一，但是尚未將統一及於滿洲(中國東北部)。另一方麵，存在著國民政府將日本權益趕出滿洲的動態。”（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1927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其勢力由北京有往日本所控製的勢力範圍滿洲發展的趨勢。”（中教出版社1986年版）
“這時候中國民族意識高漲推動國內統一，在滿洲也靠己力建設鐵路，與南滿洲鐵路競爭等，打算取回日本擁有權益的運動變得強。”（東京書籍1993年版）
“在中國實行統一的國民黨政府的影響逐漸波及日本權利集中的滿洲。”（大阪書籍2005年版）
“在中國，收回日本在滿洲的既有權益的運動高漲起來。”（日本教育2005年版）
“國民黨為了統一中國，一方麵鎮壓曾是合作關係的中國共產黨，一方麵試圖向北方擴大勢力範圍，收回外國在中國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擔心失去在大陸的勢力範圍,遂向山東出兵。”（清水書院2005年版）
“1928年進入北京後，國民黨的勢力逐漸影響到日本權益集中的滿洲。”（日本書籍2005年版）
“在中國，要求收回被剝奪的主權的運動蓬勃展開。中國也要建設與日本在華權益中心南滿鐵路並列的鐵路。”（帝國書院2005年版）
扶桑社版教科書甚至提出是中國民眾的排日運動高漲，才迫使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言辭相當右翼。
“當關東軍暗殺滿洲的軍閥張作霖，企圖強力控製滿洲時，中國人的排日運動就更加激烈了，阻撓滿鐵火車運輸等事件也頻頻發生。”（扶桑社2001年版）
部分教科書把日本試圖擺脫經濟危機，轉移人民鬥爭視線作為戰爭爆發的國內原因。
“如果可以到大陸去，國民都認為能從令人窒息的生活中脫離。”（東京書籍1993年版）
“苦於蕭條，對政治不滿的日本國民開始把視線轉向滿洲。”（大阪書籍2001年版）
“主張對中國進行侵略以破除恐慌引起的日本危機。”（日本教育2001年版）
教科書從分析中國動態和日本國內經濟危機著手，掩蓋了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因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但國土狹小、發展空間有限從而製定對外侵略擴張的基本國策的事實，其實這才是日本挑起“九一八事變”的根源。
（二）戰爭誰之過？
日本曆史教科書將發動戰爭和戰爭擴大化的責任推給了軍部和日本國民，是軍部擅自行動又不聽從政府“不擴大方針”的執意行為，是日本國民的強烈“呼籲”和“期望”所致。參見以下摘錄：
“見到(這一局勢)的日本軍部向國民宣傳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 擴大了進出大陸謀求(日本)生活安定的考慮。”（學圖出版社1986年版）
“日本軍部高唱滿洲乃日本之生命線，國民的關注點都引向了大陸。”（中教出版社1986年版）
“如果可以到大陸去，國民都認為能從令人窒息的生活中脫離，這樣的想法傳播開來。”（東京書籍1991年版）
“九一八事變與日本政府的政策無關，是日本陸軍先遣部隊關東軍所發動的戰爭。政府和軍部中央都不願擴大事端，但關東軍卻不予理會，徑自擴大戰線”“然而一些對政黨政治強烈不信任，對政府弱勢外交方針不滿的國民卻熱烈地支持關東軍的行動，並捐獻220萬圓給陸軍。”（扶桑社2001年版）
“陷於困苦生活的國民相繼開始支持事變。”（帝國書院2002年版）
“為了確保日本在滿洲的利益，當地軍部主張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東京書籍2005年版）
“在日本國內，報紙和廣播的宣傳不斷將戰爭升溫，人們期待經濟可以得到複蘇。”（大阪書籍2005年版）
“日本政府雖然表明了不擴大方針，但日本軍無視上述聲明在半年內就占領了滿洲的大部分地區（滿洲事變）。”（日本教育2005年版）
“日本政府最初試圖避免戰爭的擴大，但沒有控製住關東軍的行動，之後承認了事變。”（清水書院2005年版）
“當地的日本軍對中國抗日運動高漲深感危機，為了確保日本的權益，想要將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日本書籍2005年版）
將日本的侵略完全歸於軍部和國民的狂熱支持，把政府與軍部割裂開來，置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的對外侵略事實於不顧，這是引起世人不滿和憤慨的原因之一。之前，日本曆史教科書針對日清戰爭的勝敗對中日情況進行了一係列的分析，其中不乏將作為現代化文明國家的日本打敗作為落後國家的中國的描述。在介紹五四運動時，部分教科書也提到了因為《二十一條》，中國國內掀起了反日運動。這時，中國對日本的戰爭已經不僅僅是國家軍事力量的對決，更是人民之間的戰爭，國民在國家走向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我們可以從教科書中看出這點。那麼作為戰爭主體的中國和日本人民分別是什麼形象？我們可以來看日本教科書中關於中國人的立場：
“美國外交官馬克謨《1935年備忘錄》，種族意識複蘇後的中國人，故意輕蔑本國的法律義務，為實現其目的不顧後果，行駛暴力，采取挑釁性做法。當行使暴力時，當看到對方的反擊比自己強大，便畏縮退讓；敵對者比自己軟弱，又立刻耀武揚威……如果中國對外國繼續采取敵對和背叛做法的話……（活動）按照上述兩篇見解，思考日本協調外交受挫折的原因並進行討論。”（扶桑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