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悲劇已在誤會中釀成，而且難分清責任。
應該說，我們各級政府，對暫住人口的管理是重視的、不懈努力的，也探索出了一些可行辦法。但是，不知是中國的人口流動大潮來得太突然、太猛烈、太浩大，還是流動人口包含的兩大要素——人口和流動，以及這兩大要素的結合，本身就是一個複雜多變，難於掌控的社會問題，抑或還包含了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的執政者“能力不足”的原因。總之，從總體上看，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從根本上解決；各地對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的管理，仍處於斬不斷理還亂的迷茫狀態，沒有一套成熟規範的管理體係，更毋庸說立法和司法層麵的管理。
以管理的重點劃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的管理，大體經曆了管人、管屋、管事三個階段。總體演進趨向看，三個階段的管理，雖特點、重點、方法不盡相同，但總體上還是呈現出漸趨合理性、人本性和規範性，而不足則是源頭性、終端性、人文性、整體性和法治性尚不夠，這就難免始終治標不治本。實際的狀況往往是，各地仍停留於頭痛醫頭、腳痛治腳式的被動局麵，與複雜的現實非常不適應。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已基本進入較健全的市場經濟階段，而對流動人口、暫住人口的管理，從理念到辦法，仍基本停留於計劃經濟時代，與現實至少落後了30年。直到現在，中國仍然沒有一部統一的國家層麵的暫住人口管理法規，相關的管理法規，形成各取所需，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雜亂局麵。
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是的，我們對暫住人口的管理，至少落後了30年。
對於流動人口，迄今為止，國內尚無明確、準確和統一的定義。現在官方所說的流動人口，一般指在中國現行戶籍製度下，離開所在地的縣、市或者市的戶籍轄區，以工作、生活為目的，到其他地方居住的人口。因此，在國際上，類似的群體又被稱為“國內移民”（internal migration）。而所謂暫住人口，按照中國官方目前的定義，是指那些年滿16 周歲, 因經商、投資、探親、旅遊、求學、從事勞務和生產經營等活動，離開常住戶口所在地在暫住地超過3日的人員。按照有關規定，當流動人口流入一個地方，逗留3天以上，就成了暫住人口，就需在流入地公安派出所辦理暫住證，列入暫住人口管理。但實際情況是，嚴格照此辦理的，不到1％；換句話說，99％的流動人口，並沒有真正進入政府管理視野，處於自然散亂狀態。
不得不再次回到問題的根源：暫住。
顯然，暫住產生於流動；而流動又是一個難以捉摸的魔方，考驗著我們的政府，考驗著我們的管理製度。
一般說來，在社會轉型時期，隨著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都會引發人口流動高潮。比如，在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手工作坊、工場的出現，特別是經過產業革命，大量破產農民進入工廠，形成了人口的大流動；而一塊塊新大陸被發現，特別是美洲的發現，又引來了大量移民，美國的發展和世界的人口流動移民是分不開的。直到現在，這種狀況仍然繼續存在，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仍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天堂。如果放到整個人類學的角度去考量，流動，可以說是人的本性決定的，是人類進步的一種規律。
人類都有自身發展的欲望，絕不會滿足於吃飽穿暖，更企望吃得好一點，穿得美一點，生活環境優雅點，更重要的是能使自己的發展全麵些。種種趨好心理，是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因。在這種動因下，我們看見我們的祖先，大都選擇水草豐潤之地，依水生息。美國地理學家W澤林斯基，在係統總結人口流動曆史後得出結論，認為隨著社會現代化程度的提高，流動人口數量會不斷上升，類型也將不斷變化。在一個處於發展階段的傳統社會中，流動人口數量很小，且主要限於社會交往、采集食物、宗教活動等；進入發展中階段後，隨著經濟活動的增加和城市化進程的提高，流動人口會迅速增長，流動類型逐步豐富，流動結構也開始分化，主要目的是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到了發達階段後，由於交通條件的完善，流動將取代遷移的一部分功能，流動人口規模將進一步擴大，人口流動的成因也將由偏重於生存，轉向發展和娛樂成分。有一種例外，與人類進步無關，那就是戰爭。中國曆史上的湖廣填四川，就與戰爭有關。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為逃戰亂，我國東三省大量人口流向關內甚至境外。就在這幾年，當我們打開電視，不難看見的驚心畫麵，多是戰火中的科索物、伊拉克、利比亞等國邊境的難民潮。
我國大量暫住人口的出現，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工業化、城鎮化高潮的到來，流動人口的激增而產生的；也可以說，它是在過去長期極“左”路線，對人性向好需求的壓抑下，社會矛盾聚集後的總爆發。事實上，新中國成立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的戶籍管理，一直奉行的是以管人為中心的原則，全體公民都隻有戶口簿，沒有身份證，不可能自由流動。因事外出，需到戶口所在地公安機關開具證明，或工作單位出具介紹信，而無論開證明還是介紹信，都會被繃緊的“階級鬥爭”之弦掃視再三，一旦發現有不良動機，根本不可能獲得外出通行證。工作調動或婚嫁遷移，則是戶隨人轉。一本戶口簿，把人管得滴水不漏。因此，那時不僅流動的人口少，客居他鄉、以暫住的身份工作生活的也少。加上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高壓下，從農村村、社、組、戶，到城市街道辦、居委會、業主自治組織，一雙雙警惕的眼，鷹鷲般窺視著每一個人，誰敢亂說亂動？在這個以管人為中心的高壓態勢下，全國人民都安分守己，像待字閨中的秀女，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工人守住自己的機床，農民守住本村田土，幹部守住自己的單位，一守就是幾十年。
這種堅守，守住的是城牆、四合院和水磨房，而被嚴重阻隔的卻是工業化和城市文明的腳步。
在這種堅守下，農村和貧下中農，成為最美麗的政治符號；城市的擴展，因會占用農田，在“以糧為綱”政治背景下，是大逆不道的；甚至於落戶城市的企業，也一個個被遷往偏遠的“三線”地區；城市出生的青少年，更要被趕往鄉下，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長期的趨農觀念和製度，導致了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大大落伍，許多想進城、該進城、可進城的人，大量被積壓於城外，似日益聚集能量，隨時都可能決口的政治堰塞湖。有關研究報告顯示，在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世界GDP總量年均增長49％，中國大陸年均增長51％；中國大陸工業總產值增長了38倍，工業總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30％上升到73％。可是，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48％上升到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上升到30％；而中國大陸，僅由112％上升到194％。按世界同期城鎮化率計算，中國大陸至少有22億多人，被人為地拒絕於城市之外。嚴峻的現實擺在麵前：工業化與城鎮化進程的嚴重扭曲和錯位，鑄就了一個龐大的中國魔盒，人口進城和城鎮化的潘多拉魔盒。
事實上，這與我們現有的流動人口數正好吻合。
問題的根源和關鍵在於，堅冰已經打破，要逆轉，阻止農民進城，已沒有可能。現在，國人不說與外國人那樣，持一份護照周遊世界，至少可以持一張身份證走遍全國。人的解放和自由，就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不僅有可愛的女人，雅典娜的美麗衣織，和令男人瘋狂的激素，還有漢密斯放入的狡詐、欺騙、耍賴和偷竊。這才是諸神送給人類的全部禮物。於是，我國第一次人口流動大潮，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來得那麼突然，那麼勢不可擋，以至讓我們的政府管理部門猝不及防，手足無措。此後，一直至今，這股大潮從來就沒有衰退過。
2010年7月11日，上海世博園召開了一個人口論壇，主題為“每個人都很重要”。論壇消息說：中國目前的流動人口達22億左右，是新增城鎮人口的主要來源；新生代流動人口成為主體，人口流動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流動人口的分布，仍向沿海、沿江集中，新興都市圈、中西部中心城市，正成為新的流動人口聚集的熱地。目前，這些人口流動，呈現出三個明顯特點，即主要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由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由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沿海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