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返6000裏報銷了500元
找醫保局的路，遠比當初到深圳找工作複雜得多。
黃林先找114查詢，又翻電話黃頁，找工友谘詢，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發現市裏並沒有獨立的醫保局，醫保職能隻是由市勞動社保局內設的醫療保險處承擔。而找到該處，又被告知，市裏隻管市一級機關企事業單位，他所在企業，社保關係在區上。就這樣，廟門還沒找到，路費已花去幾大百。生活已捉襟見肘，黃林越來越強烈感到經濟的壓力。這個外表光鮮明亮的城市，站要站錢，坐要坐錢，行要行錢，吃要吃錢，住要住錢，治病要治病的錢，沒有錢可以說寸步難行。何況，自己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根基、關係和積蓄的暫住者。
他想起小時常聽母親說的一句話，掙錢猶如針挑土，用錢好比水推沙。自己目前的處境，不正是這樣嗎？問題是，現在自己手裏的針在不斷變小，而水在不斷增大，增猛，勢如洪水猛獸般向他席卷而來，衝擊著他的命運之城，讓他感到一種隱隱的恐懼。
在蛇口海濱，終於找到了區勞動社保局。
盛夏的深圳潮濕而悶熱。剛下過一場雨，天空明麗，大海幽藍，空氣中浸潤著海腥味。聽說，跨過一方不寬的海，就是香港，一個夢比夜長的地方。此刻，黃林站在蛇口海濱眺望香港的心情，與自己曾經站在家鄉的白虎岩頭眺望南方一樣，充滿神秘與向往。隻是不知道，每一個夢醒的方式是否一樣。
接待黃林的是醫保科一位小夥子，脫口而出的“川普”瞬間拉近了彼此的距離。一問，才知道小夥子是重慶的。好在“川普”並沒有分得那麼細，何況川渝原本就是一家嘛。小夥子為黃林斟上水，認真聽著他的彙報。很快，便弄清楚黃林反映的問題。
回答是坦誠的，沒有轉彎抹角和遮遮掩掩。
小夥子對黃林說：“是的，你所說的《關於衛生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是中央1997年初發布的，是目前指導我國衛生事業改革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為了貫徹好《決定》，國務院辦公廳又於2000年2月轉發了國務院體改辦、衛生部等8部委《關於城鎮醫藥衛生體製改革的指導意見》，之後還陸續出台了13個配套政策。但這些政策的重點，是衛生體製改革的宏觀問題，比如《關於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關於衛生事業補助政策的意見》《關於改革醫療服務價格管理的意見》等，一看標題，你就知道說的什麼。”
“當然，也有個別涉及一些具體問題，比如《關於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若幹意見》。但該意見也很原則。比如重要意義、加強領導、健全體係、規範管理、完善配套等，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很難解決具體問題。雖然有些也涉及經費問題，但主要是針對社區衛生機構的工作經費保障等，而非個人，特別是農民工醫療保障。包括按社區衛生服務人口，安排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工作經費；把符合要求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作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定點醫療機構；把符合基本醫療保險規定的社區衛生服務項目，納入基本醫療保險支付範圍；引導參保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診治一般常見病、多發病和慢性病。後來的科學發展觀，統籌城鄉等，就更原則、更宏觀，也更抽象了。我估計，即使將來全麵啟動了醫保製度，也會按屬地原則。因此，你說的農民工和暫住人口醫保問題，這些方針、這些政策中根本沒有涉及，事實上，從中央到地方，也還沒有改革到這裏來。”
是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卻解決不了老百姓最關心的任何具體問題。這就是我們的文件和政策怪病。工友們所說的醫保和工傷保險，都隻不過是一個美麗的傳說，就像精美的石頭會唱歌。
事實上，此時，2003年夏，中國的社會保障製度還停留在養老、失業、工傷等初淺層麵，且非常不健全不完善。而醫療保險，這個涉及每一個人生老病死的根本保障製度，基本上還停留於計劃經濟時代的水平。即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職工，沿用著原來的“大鍋保”，獨享著這一部分社會公共資源；民營企業職工和普通城鎮居民，幾乎還沒有建立醫保製度；而農民，包括以農民身份進城的暫住人口，仍“享受”著幾十年來形同虛設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
問題無法解決，背上的包仍在長，已經明顯影響到黃林的正常工作和生活。
不能再拖了，得想辦法先診治。
對曙光醫院的診斷不太放心，黃林又到北大深圳總醫院複查。複查結論依然明明白白寫著，神經性纖維瘤，代號為NF2型。除了背上的兩個大包塊，一些並發症狀已開始出現。有的是看得見，摸得著，感覺得到的，比如由眶骨缺損導致的搏動性眼球突出和青光眼、虹膜、睫狀體及脈絡神經纖維瘤。黃林已感覺到，近來視覺明顯下降，物象模糊，那天回廠還差點走錯了路。還有，由擴散的耳蝸前庭神經瘤引起的硬膜膨出，內耳道擴大，常常有嗡嗡的蜜蜂飛舞聲縈繞於耳際，欲要仔細捕捉那聲音的方向，它又立即消失。有些則沒有明顯感覺，比如正在伴生出現的第Ⅲ－Ⅶ腦神經鞘瘤，可能單發或多發的腦脊膜瘤，以及多發脊柱神經鞘瘤等。
“你不要命啊，管他醫保不醫保，治病要緊。”
看了複查結論，女朋友急得哭了。女朋友與黃林同拉。就是當初黃林把她從打螺絲的崗位換下來的那個女孩。黃林當初的以輕換重，贏得了女孩的好感；黃林的體貼、關懷、善良，更俘獲了女孩的芳心。
手術很成功，仍是曙光醫院。
背上的兩個贅物甩了，並發症也明顯得到抑製。關於病，似乎曙光初現，黃林的身心都呈現出近來少有的輕鬆。無法輕鬆起來的，是醫保。黃林有了人間煉獄般的感受。
住院半月，手術住院費用12800元，不僅自己全部的積蓄盡數花去，還用了請假護理的女朋友3000多元。黃林反複說是借，女朋友卻很生氣，“難道我們還分彼此？”這讓黃林更難過了。戀愛兩年多，自己沒有給女朋友買過一件好衣服，沒有陪她好好轉轉這裏的城市，這裏的商場，這裏的海濱。還不知道久聞了的錦繡中華、世界之窗、中英街、金色海岸、大梅沙、小梅沙是什麼模樣。更不說香港的尖東之夜、維多利亞海灣、海洋公園、離島風光、淺水灣沙灘、環島覽勝。他們隻顧拚命掙錢，掙錢，而對自己，則是近似苛求的節衣縮食。還清了各自家裏的舊債，又開始小康的夢想。他們已商量好，明年春暖花開的時候，就結婚，然後再拚搏幾年，掙些錢，就雙雙回到四川安居樂業。深圳再繁華再發達，也永遠不屬於自己。
然而，一切美夢，都被這可惡的怪病擊碎。
最後一線希望，維係於農村合作醫療。
所謂一線，緣於母親的一個電話。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現在不同了，那線不是毛線，而是無線電波。已經好久沒有給家裏聯係了，黃林怕。怕父親母親的噓寒問暖，怕自己的病情讓父母知道。可母親很牽掛，打來了電話。從說話語氣中，母親敏感地察覺到什麼，問黃林是不是病了，黃林矢口否認。為了不讓母親更多懷疑與擔心，黃林隻好說得了點小病，吃點藥就行了。母親終於信了，並提醒黃林，保留好醫療費發票哦，村裏的合作醫療報一部分哩。母親的話不僅令黃林倍感溫暖，而且讓黃林的醫保之夢再次點燃。
原來，自從黃林南下打工後，母親怕他一人在外，不留意會傷風感冒的，就幫他參加了村裏的合作醫療。回想起來，其實那天到區勞動社保局谘詢時，人家好像就說過，醫保應該是按戶籍屬地購買的，農村就是合作醫療。隻是當時說到估計、將來，並不是已經，加之黃林對那“屬地”二字不很清楚，便沒有在意。都怪自己粗心大意啊。喜出望外的黃林，立即向工廠請了假。
誰也沒料到，往返6000裏，僅報銷了500元。
村支書說要飲水思源啊
作為農村孩子，黃林對合作醫療並不陌生。
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製度，可追溯到以共產主義為終極目標的體製土壤。早在20世紀40年代，在陝甘寧邊區，就出現了類似的醫藥合作社。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農業合作化的不斷升級，農村合作醫療製度也蓬勃發展，曾被世界衛生組織充分肯定，視為解決第三世界國家農民就醫難的希望之舉。 “文革”結束後，1978年3月5日，合作醫療曾被寫進全國人大五屆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79年12月15日，衛生部等5部（局社）聯合下發通知，發布《農村合作醫療章程（試行草案）》，要求各地結合實際參照執行。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製的實行，集體經濟組織逐漸解體，家庭重新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合作醫療，失去了主要的資金來源，失去了血液。
可是，急匆匆趕回家，從社到村到鄉到區，經過層層審核，最終報銷的費用，還不夠往返車票錢！這不僅令黃林失望，還深深刺痛了他。他很難忘記在報賬過程中，那一路遭遇的不悅臉色。
這也難怪，家鄉窮啊。正因為這樣，家鄉的各級政府才鼓勵農民外出打工。為了加強與在外人員的聯係服務，各級政府還成立了老家辦。聽說，每年春節前後，縣上鄉上村上，都要開返鄉人員座談會，說是向大家彙報家鄉建設情況，實際上是動員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智獻智，為家鄉建設做貢獻。黃林參加過一次這樣的會，就是他被評為生產標兵的那一年，親自感受到那種血濃於水的感人場麵。在父母官們情真意切的動員之下，家鄉在外做事的人，當官的，經商的，打工的（當然是優秀代表），依職位高低，實力強弱，影響大小，被安排發言。看見別人支持家鄉，爭先恐後，開口動輒上千萬，幾百萬，幾十萬，他的熱血豪情被點燃了。隻是沒有轉化為帶有含金量的承諾，他深知自己沒有這個能力；而是轉化為壓力與內疚，還有連自己也覺得遙遠而渺茫的暗中立誌。
自從那次會後，黃林便被鄉裏、村裏列入重點在外人員名單。每逢重大節日，他都會收到老家辦的溫馨問候，短信或賀卡，都是一片拳拳之情。這次回家，剛照麵，村支書就殷勤而熱情地主動招呼：“喲，黃老板，回來了啊。在外發了，要飲水思源哦。”
黃林感到非常尷尬。更尷尬的是，當他戰戰兢兢，從兜裏摸出醫療費報銷單，吞吞吐吐說明來意時，村支書那驚愕而慍怒的表情。
“哦……呀，啊，你……”
村支書用嚴重懷疑的目光，把他從頭打量到腳，又從腳打量到頭，顯得語倫次。
村支書的驚訝和意外，都不足為怪。
不僅是眼前這位村民那令人詫異的反差，更主要的還有他手裏接過的報銷單，近似於天文數字的醫療費，讓他不知如何處置為好。作為村官，他雖然不了解全國的情況，但對自己管理的這個村，卻是了如指掌的。過去的農村合作醫療，早已是名存實亡。2002年，衛生部第三次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全國農村合作醫療製度覆蓋率隻有95%，比1996年還有所下降；也就是說，仍有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這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20多年。2005年7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發的醫改最新研究報告，更讓世人震驚。報告撰寫人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且為負命而為，其權威性無可置疑。該報告通過對曆年醫改的總結反思，得出結論：中國目前為止的醫療衛生體製改革，基本上是失敗的。緊接著，同年的9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華代表處發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的醫療體製並不成功。其理由是它並沒有幫助到最應得到幫助的群體，特別是農民，解決就醫難、就醫貴的問題。
這就是真相。中國的醫保真相。
當然，村支書更了解這個村的真相。就說眼前吧，國家醫保新政剛出台，新農合剛剛起步。全村1250多人，每人每年繳付醫保費2元，總共2500餘元。就是全村男女老少一年內連傷風感冒也不得，不吃任何藥，不報銷一分，還不及黃林這遝發票的零頭。雖然上級還按每人每年10元的標準給予了補助，但賬也是可算的。實際情況是，一組的劉文清一家三口都患了血吸蟲病，整天大著個肚子，跟在村支書屁股後麵；二社的張金安，外出打工摔斷了腰椎，長期癱在床上呻吟；還有四社的周華兵，五社的吳澤全，已是肝硬化晚期；六社的何秋枝，老公外出打工後，患了花癡病，見了男人就嘻嘻傻笑，追著遞煙；全村還有5戶疾病纏身的“五保戶”。
還有，還有……
在村支書眼裏，你黃林在外掙了大錢，不僅不為村裏做貢獻，反而回來雞腳杆上剮油。這怎麼讓人高興得起來？
不高興歸不高興，政策是政策。黃林報銷500元，已是當時合作醫療報銷的最高限額。聽了村支書的一番叫苦，黃林心裏也不好受。他想，也許真不該回來給村裏添麻煩。他甚至想過，幹脆把錢退給村裏，自己回深圳再想辦法。隻是，想到主治醫生的反複提醒，想到自己怪病還要複發，還有，這報銷也是按政策辦的，他才忍下了。他準備有朝一日病好了，再加倍償還。
然而，不該回來，卻不得不再次回來。
深圳，是我欠你還是你欠我
已是深秋，天有點涼，門口的梧桐樹葉開始星星點點飄落。
田壩上的水稻和丘上的玉米黃豆，都已收割歸倉。政府動員農民再種一季越冬作物，比如油苕、胡豆、牧草之類。可是，農民卻不想動了，整天邀約，三五一堆，在院壩裏打二七十搓麻將。稻樁還在田裏，胡子拉碴地張揚著一種粗獷。有的稻草已打垛成堆，留作耕牛冬天的食糧。沒喂牛的，幹脆一把火燒了，就在田裏。煙霧彌漫了天空，弄得附近的機場飛機不能起降。政府不得不發文，甚至開出罰單，嚴厲製止這種任意燃燒秸稈的自由主義行為。
就這樣，在政府與農民的糾結中，一年又接近尾聲。
沒有接近尾聲的是黃林的病。帶著些微的秋涼，帶著說不清的心情，黃林又離開了熟悉而陌生的家鄉。當然，還帶著那吉凶未卜的怪病。黃林已隱約感到，那兩處被割掉包塊的地方，似乎又有什麼在蠢蠢欲動。按照出院時醫生的囑咐，他至少休息3個月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可他現在顧不上那麼多了。城市醫保的渺茫，農村新農合的杯水車薪，讓他強烈感到，要治好病，不負女朋友，重圓小康之夢，開創美好生活，必須先掙錢。對了，還要找機會還女友的幾千塊錢，甭管她怎麼生氣。門都沒過，哪有一個大男人用女朋友錢的，要是老鄉們知道了，自己這臉往哪擱呢。
火車未到站，黃林先電話邀約女友一塊吃飯，又給拉長掛了個電話，報告了自己的想法。拉長以為他病治好了，高興地連說好啊好啊。
黃林第二天就上班了。仍在原來的拉，仍是打螺絲，仍是計件製。太陽照常升起，卻已物是人非。車間裏來了幾個新人，走了幾個熟人，但總體看，人員變化不大。
變化大的是自己，從身到心。
黃林感到，手術之後，自己的體力已明顯不如從前。每次舉錘落錘之間，背上的傷口處都有陣陣刺痛，而且那刺痛越來越強烈，以致打不了一會兒，就不得不停下休息休息。就這樣打打停停，停停打打，拖了3個多月。每個月結算下來，工資還趕不上女朋友。這讓好勝的黃林心理壓力越來越大，情緒暴躁不安，人變得鬱鬱寡歡，一下班就躲進宿舍裏。
更讓黃林恐懼的是，自己背上的兩個包又長了起來！而且，在兩個大包塊四周，還冒出了幾個小包塊。
這是黃林在工廠公共澡堂洗澡時，工友告訴他的。雖然他早已感到了自己背上的異樣，但總是一直不願意，或者說不敢去深究。刻意的回避，是為了讓自己生存於一種不知的懵懂裏。可是，那個好心的，也可以說是不解人意的工友，一下子把那層薄薄的紙給戳穿了。兩個奶子一樣的包，長在一個大男人的背上，黃林的心情很複雜，仿佛一個小偷，突然被人捉住伸進別人衣兜的手，尷尬，難堪，無地自容。他三下兩下胡亂搓洗了下，就急匆匆穿上衣服，離開了澡堂。趕回住地，還好，宿舍裏沒人。
黃林慌忙從抽屜裏找出一塊小圓鏡，吃力地偷偷照自己的背。怎奈鏡子太小，胳膊太僵硬，照了半天，也沒完全看清那兩個包，以及周圍的拱月眾星。盡管如此，也讓黃林大吃一驚。可怕，真是太可怕了，自己的背，怎麼像癩蛤蟆的腦袋。他幾乎暈了過去，身子一軟，跌倒在床。清醒之後，黃林緊咬住牙，把奔湧的淚咽進肚裏，思量著該怎麼辦。想來想去，覺得唯一的辦法，還是立即再治。
自然想到了曙光醫院。聯係上原來給他動手術的主治大夫，向工友借了些錢，偷偷請了假，住了進去。之所以偷偷，是怕工友知道會笑話自己。特別是怕女朋友知道，又為自己破費，為自己擔心；他甚至想到，還該不該再這樣拖累自己心愛的人。因此，他隻是在動手術前給女朋友發了個短信，說“老家有點急事，趕回四川了，過一段就回來，勿念”，然後就關了手機。
住院的日子是枯燥的，難耐的，憂鬱的。
更難耐更憂鬱更可怕的是這怪病，還有殘缺不全、變化無常的醫保製度，這都帶給人恐懼不安的日子。
就在黃林手術後的第三天，廠工會和勞資科的兩名幹部帶來了一些水果和奶粉，代表企業來到醫院。先是由工會幹部說些慰問的話，然後，勞資科的幹部委婉地對黃林說：“你長期請假，而你的崗位又不能耽誤，工廠隻好另外安排了人；據了解，你的病也不是一次兩次能根治，長期疾病纏身，顯然不適宜在企業工作的。因此，工廠已決定辭退你。但考慮到你以後可能還要找工作，也防止企業不必要的勞資糾紛，建議由你主動提出辭職。”幹部還強調：請放心，企業是會按職工辭退有關政策，給予一次性補償的。說罷，遞上用信封裝上的辭退補償金和有關計算說明，請黃林核收，還有一份《企業職工辭職申請》請他簽字。
黃林傻眼了，剛才的感動，瞬間化為冰點。
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黃林已明白了一切。他感到冷酷，寒心，甚至些微的憤怒。但冷靜一想，他又覺得，對企業之為，沒有理由不理解。企業是講競爭的。什麼是競爭，達爾文已說得很清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在讀高中時老師就講過；到深圳後，更經常聽見企業老板講，各級主管也天天跟著講。哪個企業能夠容留一個病兮兮的人啊？勞資科幹部的話，把理由講得很清楚。說穿了，辭退你，不僅是企業要維護正常的勞動秩序，生產統程的運轉，不能因為你一個人生病而出現梗阻，而且還包括了企業的免責，要是你醫療費累積多了，找企業麻煩怎麼辦，企業不是沒有這樣的先例。雖然，自己從未這樣想過，但企業不得不防啊。
黃林準備就這樣離開深圳，回老家去，回到懷揣夢想出發的地方。工友們看不下去了，這病分明是有毒的作業環境造成的，是職業病，工廠為何如此絕情！有懂些政策的工友建議，去找勞動仲裁機構。黃林黯然輕歎，搖了搖頭。他對這部門那機構的早已失去信心。怎奈眾怒難平，一些四川的工友甚至提出集體去找廠裏。黃林怕把事情鬧大，才答應試試。
區勞動仲裁委員會設在區勞動社保局，由一名副局長兼任主任，成員則根據仲裁內容，從專家庫中抽取。當然，社保局的幾個業務科長都是當然成員。因為有了“半個老鄉”關係，黃林的申請很快得到受理。鑒於這種病的特殊性，仲裁委員會請了醫學專家參加。先由當事人雙方陳述理由，進一步核實情況，聽取意見。若能協調解決，做到事了人服最好。主任讓黃林先說，他也不推讓，情緒有些激動地說：“你們可以了解了解，咱家祖孫三代，有誰得過這種病？沒有！我的家鄉，全社全村甚至全鄉，也沒人得這種病。而這些年，這個企業就有多人得這病。這不是企業生產環境造成的，又是什麼？我不是釘子戶，沒有來漫天要價。可以說，如果我有辦法，自己克服得了，也絕不會找企業麻煩。可實在是沒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