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趙的話單刀直入，直擊問題本質——政府責任。
目前，全球隻有少數幾個國家，仍實行嚴格的戶籍製度，中國是其一。雖然國家的第一部戶籍製度立法，便種下了城鄉二元身份的差異之根，但有三點是後來形成的：一是將暫住身份化、等級化，進而形成身份歧視；二是二元對立，將暫住與社會公共資源配置差異連在一起，讓身份差異陷入利益關係的糾結中；三是複雜化，政府從管理需要出發，隨意演繹法規，讓問題越弄越複雜。應當說，站在當時背景下，“58條例”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立法，充分體現了人口居住和流動的一般規律，許多條文，至今並未過時，所謂複雜，正是不依法造成的。
先說暫住。
當初的暫住，隻是戶口登記設定的7項（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和變更更正）必需內容之一，並沒有身份識別與對立的功能。其中，常住人口登記，主要是掌握固定居住人口的基本狀況，而其他6項登記，則是掌握人口的增減和變動情況。條例第15條規定，以縣域為單元，公民離開常住地的，“城市暫住3日以上的，由暫住地的戶主或者本人在3日以內向戶口登記機關申報暫住登記，離開前申報注銷；暫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設置旅客登記簿隨時登記”。而“公民在常住地市、縣範圍以內暫住，或者在常住地市、縣範圍以外的農村暫住，除暫住在旅店的由旅店設置旅客登記簿隨時登記以外，不辦理暫住登記”。緊接著，條例第16條，又進一步對暫住期限及期滿後的處置方式作了明確規定：“公民因私事離開常住地外出、暫住的時間超過3個月的，應當向戶口登記機關申請延長時間或者辦理遷移手續；既無理由延長時間又無遷移條件的，應當返回常住地。”如果嚴格依法辦事，照此執行，現在全國的2.62億城市暫住人口，絕大多數可正常遷入，成為城市常住人口。
再說對立。
戶籍製度上的城鄉二元，起始於“58條例”。但當時的暫住登記，隻是反映人口居住與流動狀況的一種形式，而非其他，更沒有與公共資源的分配掛鉤。在計劃經濟體製下，人和勞動力，都是社會資源，不能歸個人所有，要受計劃的支配約束。時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在詮釋“58條例”立法意圖時，就明確指出：“城市和農村的勞動力，都應當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進行統一的有計劃的安排，既不能讓城市勞動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讓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這裏，並不涉及暫住登記。身份的區別與對立，是由後來的供給製滋生的，但也僅限於城鄉戶口，而不是常住與暫住。
常住與暫住的對立，進而製度化，是戶籍製度改革的結果。直接原因，便是大量農村人口進城。
大量農民因打工追夢而進城，衝破了原有立法設定的暫住底線，政府陷入進退維穀的尷尬處境：一方麵，來勢洶洶的進城打工潮，勢不可擋，逐漸發展成離不開、難改變的城市構成。不僅是農民工離不開城市，城市也離不農民工。有專家曾經設想，如果有一天，北京的660多萬農民工突然離去，首都將是什麼樣子。最可靠的回答就是：癱瘓，徹底癱瘓。另一方麵，大量的逾期暫住者，在遷不進、離不開中，回不去，不回去，難回去，延期成了無期，彼岸下落不明。法規關於暫住期限的規定，淪為一紙空文。再一方麵，政府既要保護城市既得利益者，又沒有能力，或不願意花更大功夫，去解決龐大暫住大軍湧入帶來的社會公共資源配置難題。最簡單的做法，當是拾起計劃經濟時遺留下來的法寶——限製，將戶口登記中的城鄉身份差別，延伸到常住與暫住中來。長此以往，當初的戶口登記形式，便演變成一種管理製度，身份差異的等級化和歧視，是它的核心。
由此可見，複雜緣於糾結，糾結於盡責與應付之間。糾結的根源，則在於相關管理部門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理由，但依舊受慣性思維的左右，簡單粗暴地去解決暫住問題。
把追問的目光，轉向政府糾結的心路曆程。
先看深圳。早在2005年，這裏就提出了“以證管人”、“以房管人”和“以業管人”相結合的模式，並創立了“藍印戶口”製。這說明，這個“暫住證”的始作俑者，也已發現了將暫住登記製度化的問題。河南省鄭州金水警方，曾采用“旅棧業星級化”來管理流動人口；湖北省實行的暫住人口治安管理責任製，則明確接納、雇用、留宿暫住人口的單位和個人，是管理責任人，應當配合公安機關做好管理，否則，將受到處罰。兩地實際上是在步深圳的後塵。麵對朝陽區和海澱區湧入的近萬名打工者，北京的蘆村曾嚐試過的“封村”式管理，可以說是沿襲了中國幾千年的“城堡思維”。但是，問題並沒有因此而解決；或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又冒出。曾經創立過暫住人口柔性管理經驗的浙江義烏，近年來卻麵臨形形色色以虛擬網短號為聯結網絡的外來人口同鄉、同業、同族組織的挑戰。而眾多的已經或正在取消暫住證製度的城市，躍躍欲試，試圖從糾結的怪圈中走出。
這是好的兆頭。時勢逼人，不改不行啊。
嚴峻的現實擺在麵前：我國城市化率雖已達53％，但真正擁有城市常住戶口的居民僅約32％，即還有約21％是城市暫住人口。他們雖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卻不是城市的主人。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隻要城鄉二元對立存在，隻要務工收入優於務農，隻要城市生活方式比農村更具誘惑，農民對城市的向往就沒有力量能阻止。有專家預測，在未來15年左右的工業化、城鎮化中，除現有兩億多已進城農民工及其子女，還將有兩億多農民進城；全國將有5億—55億人，麵臨農村轉城市、暫住轉常住、流動轉安居問題。你是否承認，是否正視，是否高興，是否適應，管理是否跟得上，這個現實都難以改變。問題要得到根本解決，靠現在修修補補，羞羞答答的戶籍製度，顯然是不行的。必須立足於標本兼治，長治久安，多管齊下。
當然，我們是唯物論者，主張權利不應與發展階段、經濟水平和解決能力掛鉤，並不是要否認這些條件的重要性，而是主張在權利與條件中，分清主次，擺正位置。無疑，資源的局限，使資源配置的基礎條件受限，但這種有限的資源配置，必須以事與度來劃分，而不是身份。“凡有的，還要加給他。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可惜，《馬太福音》在這裏並不是讚賞，而是揭露和鞭撻。身份歧視，在世界範圍，早已是陳腐不堪的理念，堅守的結果，可能是與陳腐一起消逝。事實上，端正理念，理順本末，多一份責任之心，多體恤弱勢，從發展與盡責中去維護公義，而不是壓抑與限製，用不著改來改去，就依照“58條例”，暫住中的諸多問題，大都可以迎刃而解。
這是趙久明的觀點，我很以為然。
曾經，在極“左”時期和計劃經濟下，農民進城打工是非法的，謂之盲流。“58條例”第10條第2款，明確規定了公民進城落戶的條件，主要有三：一是合法就業——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二是讀書——學校的錄取證明；三是其他需求——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這裏並沒有常住還是暫住的區別。真正限製的重點，是就業。城是城，鄉是鄉，農民種田，工人務工，在當時天經地義，是不可逾越的鴻溝。問題是，中國的勞動就業用工製度，早已發生質變，國家當初的限製條件，大都已經取消，而現在真正的限製條件，不管是中央的最高版本，還是各地政府出台的形形色色版本，都是立足於堵漏，而非治本。問題不斷冒出，堵漏措施五花八門，冒與堵，形成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糾纏不清，越弄越複雜。
老趙認為，是政府人為地把它複雜化了。道理不言自明：既然國家早已廢除了國企“大鍋飯”、工人“鐵飯碗”製度，允許農民進城打工，就應當允許其正常合法落戶。按照“58條例”，進城務工農民暫住期超過3個月，隻有3種選擇：要麼回戶籍所在地，要麼延長暫住期，要麼正常辦理戶口遷移。回去幾乎沒有可能。實際上，城市早已接納了這部分人，他們早已成為城市這部龐大機器的軸承、螺絲或鉚釘，在就業、就醫、居住、子女入學、社會活動、精神情感等諸多方麵，早已融入了城市，成為城市的一部分。延長暫住也非良策。延長多久，延長多少次，最終怎麼解決，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依法遷入。毫無疑問，對於暫住，對於這股不可逆轉的大潮，放比堵好，早解決比晚解決好，治本比修修補補好。如果放開，再尖銳的矛盾，每一步前進，都是走向化解；而堵的本身，無疑就是阻塞。
“堰塞湖”不是美麗，而是一把高懸的劍。
問道暫住
思辨是一種力量，它會讓人窮根究底。
湖濱的金秋，是以色彩呈現的。在銀杏開始泛黃的時候，金桂已把它的馨香灑了一路。東坡湖的水，從浩蕩的岷江優雅而來，沉澱了夏日的泥黃，讓自己變得清澈的同時，也讓一汪鏡湖變得安靜。這樣的季節不僅屬於收獲，也屬於思想，就像那尊聳立於巴黎羅丹美術館的青銅雕塑。思想者羅丹，被法國雕塑家奧古斯迪·羅丹固化，成為一個時代的符號。當然，我的問道暫住，不在巴黎美術館，而在眉山遠景樓。東坡湖畔的一棟仿古建築，借了東坡的《眉州遠景樓記》之名得以複活。此刻，我卻想借它的魂——關於思想和遠景，為暫住問道。
於是，在幾個周末，我先後邀請了幾位專家和朋友喝茶小敘，討教暫住問題。高副局長、王研究員和堂侄當然在邀請之列；還有何琪、黃兵、黃林，及東坡區通惠小學副校長堯菊香、教務室主任洪建興，龍興惠民醫院院長彭澤儒，對本文提了許多修改建議的朋友曉來輕酌，加上趙久明和我家內人，幾乎涵蓋了這個問題的方方麵麵。下麵彙集的，便是與他們的交流要點。
——關於管理理念和法治。
有法必依的前提，是立法源頭必須公正，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精神。王研究員和堂侄，顯然在理論上思考深一些，高副局長則從實踐和操作層麵，提出了不少頗具建樹的意見。綜合他們的觀點，要有效解決暫住問題，關鍵要在國家觀念層麵，從立法、司法和行政源頭上，進一步強調以民為本思想。換句話說，就是要站在人類學的角度，真正把以民為本，作為國家的核心價值觀，貫徹到整個國家行為中去，包括戶籍管理。暫住問題不僅涉及政府責任，而且涉及對基本人權的珍重和維護，因為遷徙和居住自由平等，是人生存的重要方式。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首當以憲法為準則，以人權為基點，從立法、司法到行政上，認真清理各級政府存在的問題。
——關於政府的擔當和責任。
毋庸回避，從根本上解決暫住問題，涉及許多實際困難。但我們是人民政府，就是為管理社會而設置的。政府需要認真履職，千方百計創造條件，解決農民工正常遷入城市後社保、子女教育、勞動就業、文化體育活動等問題的義務，而不能因問題和困難，就忽視公民基本權利，忽視自身基本責任。在明確政府權利、責任、義務的前提下，能解決的問題及時解決；一時解決不了或不能解決的問題，向民眾講清原因，求得理解支持。這樣，每付出的一份努力，都是向正確目標的靠近，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章法混亂。
堂侄進一步強調，政府是否盡責，還涉及政權性質。實際情況是，由於體製和機製等原因，我們的許多政府，更趨重於功利，對上級負責，遠遠勝於對民眾負責。對暫住中出現的問題，往往是能拖則拖，拖不起走的，也簡單應付，不用心用力治本。究其根源，當在體製機製。就體製而言，不管政體國體怎麼規定，說到底，各級政府官員的權力來源不是暫住人口，憑什麼對你負責；就機製而言，評定他們政績的主要因素，不是暫住問題的解決程度，而是GDP和形象工程。規則決定遊戲，凱恩斯的“無形之手”，決定著政府的內在動因。如果各級幹部能像抓GDP和政績工程那樣，抓暫住問題的解決，還能拖幾十年，拖到目前這樣的混亂局麵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