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欲說暫住
難了的糾結
《暫住》係列文章在《美文》連載後，陸續收到一些來信來電。有肯定的，說文章客觀真實，呈現了暫住人口難以言說的艱難困惑，道出了他們的心聲，認為它是世紀之交，中國農民最浩大的流浪史、辛酸史、創業史。有質疑的，認為暫住人口的實際狀況更為嚴峻，文章對他們生存狀態的反映，隻是冰山一角。事實上，兩億多農民跨世紀地外出打工、流動暫住，在工作、創業、就醫、就學、婚姻、家庭、治安、環境、政治權利、精神生活、人生去向等諸多方麵，經受的艱難辛酸，遠遠不止這些。
也有感謝的，因文章影響，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關注，讓他們困擾已久的暫住問題得以解決。
尊敬的周聞道老師，感謝你，還有你的愛人閻莉警官，（眉山市）東坡區公安分局的周繼紅警官。感謝你們的關心幫助，我的戶籍終於解決了，而且是城市戶口，不再是暫
住證，落戶於東坡區三蘇大道的崇義社區。今天，當我從派出所接過紫紅色的“戶口簿”，淚水一下湧了出來。整整37年啊，那些艱難辛酸，那些屈辱無助，那些惶恐迷惘，我都不知道是怎麼熬過來的。這一切，終於畫上了句號。從此以後，我不僅不再擔心公公的淫威，不再擔心被逮回廊坊，而且可以堂堂正正地打工、看病、參加社保，可以像正常人那樣生活了。但我沒有激動，也激動不起來，隻想找個地方，好好痛哭一場……
這是黃兵發來的短信。時間是2012年4月6日——就是在她自1975年出生，輾轉幾省，暫住37年，受盡屈辱之後，因《暫住》，讓她的戶籍得以解決之時。她先給了我一個電話，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她說，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活得像個人了，擁有了合法的公民身份，百感交集之下，她想到了感激。可能是覺得電話裏意猶未盡，她又發了個短信。
現在，何琪已在一家叫“瑞豐物流”的公司擔任業務主管。公司不大，但人際關係融洽，身心愉快。何琪說，這次的選擇，不僅是簡單的上班工作，掙錢養家，更是人生的一次重新定位。對於一個暫住者，在城市與現實中都沒有根基，關於人生、理想、創業、方向與起步，都有太多的不確定。就像他曾經生活半年的成都寬窄巷，進進出出，都是丈量人生。不僅有輕鬆優雅，浪漫休閑，更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迷惘、無奈、掙紮與痛苦。關鍵是選好最適合自己的路，腳踏實地，堅定而行，隨緣而果。一切都是相對的，適合就是正確，快樂就是成功，從容就是幸福。
還有黃林。據堂侄說，近年來農村推行醫改新政步伐很快，力度不斷加大。現在農民就醫，每年可報銷的門診費已達200元；住院費報銷比例已達70％，每年最高可報銷7萬元。雖怪病仍不斷複發，仍是打工過日子，但醫保新政讓他的怪病醫治得到可靠保障，不僅再無大的醫療費之虞，更重要的是，沉重的心理負擔釋懷了，人不再憂心忡忡。節假日回鄉下看望母親小弟，閑談中了解的情況，使之得到印證。不僅黃林，現在大多數農民就醫難、就醫貴的狀況，已大為改變。這與過去“小病苦捱，大病等死”相比，確實是天壤之別。
中央剛出台的進城務工農民子女異地參加高考的政策，則給許多翹首以待的暫住家長、學生帶來新的希望。
當然，更多的還是糾結。
這種糾結不隻存在於今天，而且是經年不息。糾結於是否從根本上取消帶有濃厚城鄉隔離色彩的暫住製度，糾結於對這群在城裏留不下、農村回不去的流動大軍的管理，糾結於對精神家園的丟失與懷疑，糾結於這不倫不類的尷尬身份……
國家在糾結。國務院於2012年2月出台的戶籍製度改革新政，開宗明義，強調的是“積極穩妥”推進改革。怎麼“積極穩妥”？文件說得很清楚，核心仍是區別對待，分類管理，根據城市規模，越大控製越嚴。這說明，在國家層麵上，仍沿襲了1958年《戶口登記條例》（俗稱“58條例”）的思路。隻是區別的重點不是城鄉，而是城市。比如，“繼續合理控製直轄市、副省級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規模，進一步完善並落實好現行城市落戶政策”。從表麵看，“合理控製”與完善政策，似都是應該的、必要的、合情合理的、姍姍來遲而無可厚非的。可是，對絕大多數農民工而言，那也許是一道永遠邁不過的門檻。
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國家4部門《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意見》的通知（國辦發〔2012〕46號），意在解決困擾多年、企盼多年、紛爭多年的暫住人口子女異地高考問題。對暫住家長和子女，這無疑都是個福音，哪怕它步履艱難，姍姍來遲。應當說，通知5條內容，意義、原則、領導協調3條都講得很到位。但從實質性的第三、四條，即在具體政策和升學考試工作中，我們卻明顯感到了中央的糾結：“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要根據城市功能定位、產業結構布局和城市資源承載能力，根據進城務工人員在當地的合法穩定職業、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和按照國家規定參加社會保險年限，以及隨遷子女在當地連續就學年限等情況，確定隨遷子女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的具體條件，製定具體辦法。”這裏的幾個“根據”，及由地方政府確定“具體條件”，製定“具體辦法”，又創造了多少未知，增加了多少不確定，誰說得清楚？中央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但又有諸多顧慮擔心。於是，把地方政府套在一起。
中共權威刊物《求是》雜誌2012年第18期，發表中央分管政法工作領導的文章，再一次強調了創新社會管理的緊迫性，要求“以隻爭朝夕、改革創新的精神，積極探索社會管理新的理念思路、措施辦法，抓住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和關鍵環節……不斷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顯然，龐大的暫住大軍，眾多的暫住問題，尖銳的暫住矛盾，是中國當前最突出的“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突出問題和關鍵環節”。
在暫住人口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方麵，中央的政策也在不斷深化、完善、豐富……
從這麼密集的政策出台中，可以明顯看出，對暫住問題，中央不僅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而且顯現出一種焦慮與迫切。這當然是好事。但認真分析會發現，這些政策舉措，似乎都是立足於暫住製度本身的合法性去思考製定的，仍沒有從根本上顛覆製度不合法理的根源。這就難免有政策的不徹底性。
地方政府也在糾結，糾結於暫住製度是否廢止，怎樣廢止。
不得不再次提到中國的暫住製度。
在中國“打工博物館”，第一件醒目的展品就是暫住證。這個植根於法規，首創於深圳，流行於全國的紅色小本，在成為深圳移民文化符號的同時，在多少人的心靈，也刻上了辛酸屈辱的烙印。可它退出曆史的艱難，卻超過神舟飛船上天。
暫住，一個刺眼椎心的詞，本身就蘊含著多少漂泊不定、身份不明、地位尷尬。它不僅讓人在當下低人一等，而且讓人對未來心中無底。逐漸，暫住證製度，成為中國絕大多數地方政府在特定時期的人口管理方式。一位在北京打拚10多年的朋友，不僅創下了自己的國貿大業，還無償讚助了許多社會公益事業。可他至今仍是北京的暫住人口。問他對此有何感受，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很不是滋味。”黑格爾說，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裏的合理，當然是哲學意義上的，指一切存在，皆有產生的條件。現實情況是，中國的暫住製度，既不合乎情理，也不合乎法理。既然如此，廢除隻是早晚的事。自2008年3月以來，目前全國至少有山東、安徽、新疆、江西、陝西等省和慈溪、長春、成都20餘個大中城市，取消了暫住證，啟用居住證。有信息顯示，北京“正在調研取消暫住證”，浙江正“打算取消暫住證”。鄭州是個例外。據說在取消了一段時間暫住證後，一度又擬恢複。該市330萬人口，流動人口占三分之一。為此，政府搞了個民調，結果是：對恢複暫住證，城市常住人口讚成的有六成，而“漂族”反對的則達八成。
現實往往要複雜得多，遠不止保留還是取消暫住證那麼簡單。關鍵是，我們是否以憲法平等的姿態，從立法、司法到行政層麵，解決公民在自己祖國自由遷徙、居住的問題。
事實並非如此。從“暫住”到“居住”，就是例證。
何為暫住，何為居住？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字之差，蘊含了多少城鄉隔離與不平等。政府在煞費苦心的同時，可能忽視了另一個事實，即區分本身包含的差異與不平等。迄今為止，所有取消了暫住證的地方，在標榜“流動人口與市民享同等待遇”的同時，無不設置了種種限製。比如，成都從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成都市居住證管理規定》載明，持居住證的流動人口，也隻在勞動就業、醫療衛生、教育等12個方麵，享受與市民同等的權益。而現實中，何處不存在權利格局，公民的權利，何止12項，或120項？從2012年10月1日起實施的《山東省流動人口服務管理辦法》，同樣廢止了暫住證製度。可改革後明確的政策是：“持有居住證的流動人口，將享受更多的和當地居民同等的權益和公共服務。”“更多”，有多少、有哪些？原來是多少，有哪些？毫無疑問，在新製度麵前，扔掉了暫住證，持有居住證者，仍是城市的二等居民，仍是換湯不換藥。否則，何必要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社會也在糾結，包括暫住者和旁觀者。
他們有的糾結於一代人故鄉的丟失。“過去，故鄉是記憶；如今，故鄉是籍貫。過去，故鄉是出生的老屋；如今，故鄉是埋骨之所。過去，故鄉是一個地點；如今，故鄉是一種精神寄托。每一個鄉村都想變成一座城。”這是糾結者的彷徨。
文化學者的糾結，更注重於反思：“國家是建立在故鄉基礎上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在路上的社會，故鄉在文化上就已經被否定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就是這樣教育大家的：故鄉就是阿Q，就是落後的，是沒有希望的，生活在別處的。” 而“別處”也是不確定的。曾經，許多人的“別處”在西方，月亮也是國外的圓。他們匆匆忙忙背井離鄉，甚至來不及與親人朋友道一聲別，來不及認真收拾好行囊，就跑了，跑到國外淘金追夢去了。對數億中國農民而言，在自己的祖國流動都如此艱難，怎敢奢望西方。他們的“別處”就在城市。故鄉的背離與丟失，一座座的鄉村，人去屋空；一個個的暫住，惶惶不可終日。
還有堂侄、張華、胖子、王春枝、張朝陽、李雪、胡文傑等等，超過全國人口三成的暫住和留守人員，甚至與他們關聯的人，真正不痛苦、不迷惘、不糾結的有幾個？
“城市邊緣人，流浪在城市邊緣……你來了，又走了，他來了，也走了，除了短暫的表演，一切都消散了。”
是啊，一切都消散了。幾億農村流動人口追逐的城市夢，消散於沒有盡頭的暫住糾結中。搖滾歌手張楚的《城市邊緣人》，不知是在給這樣的糾結作序，還是跋？
“堰塞湖”是一把高懸的劍
讓我們從立法層麵，回到司法和行政層麵，追本溯源，尋找暫住問題複雜的根源。
有人說，暫住製度的始作俑者是深圳。其實，這是個誤會。翻開中國當代戶籍製度之源—— “58條例”，就不難發現，常住和暫住，都是戶籍管理中的兩個基本概念。深圳的“創新”，隻不過是將暫住製度證件化，讓戶口登記，這個在立法意義上原本沒有等級、歧視與對立的概念，承載了整個立法衍生的等級、歧視與對立。政府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不明白憲法和人權，也不是不了解戶口登記條例的法規原則，不知道暫住人口的苦衷，而是在刻意逃避責任……
戶籍專家趙久明一語中的。
我是帶著討教解惑目的來的。2012年9月18日，一個舉國憤慨的日子，不僅因為81年前，中國東北三省國土的淪喪，更因為釣魚島，一場荒唐的交易。仲秋蓉城，秋雨突至，寒意逼人。做了20多年戶政工作的妻子推薦，我專程來到成都，拜會妻子的老朋友和老上司趙久明先生。坐在我麵前的這位謙和的兄長，不僅是我國幾十年戶籍改革的見證人，簡直就是中國戶籍管理演變的活詞典，從事戶政工作37年，先後在四川省公安廳戶政科、人口信息科、身份證製證中心工作，擔任過戶籍警、副科長、科長、副主任，曾多次參加過公安部戶政改革的研討，經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戶籍製度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改革、改變、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