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憶念著生命，“就像那枯了的杉樹，憶念著綠色；斷了的藤蘿，憶念著攀援，蒼鷹狀的石頭，憶念著飛翔”。
可惜，這個人物太早夭折了，如同《三家巷》中的美人區桃，稍縱即逝。她也本應寫得更豐滿些、厚實些。這樣，可以形成作品中兩種文化背景的強烈反差。
羅金河是憑著自己的良心來認知曆史真實的，他反對生產上的浮誇、虛報。但他人性的覺悟，卻是在與陸夢蘭結合之後。為了改革農村陋習，滅天理，存人欲，他樹起改革的旗幟，盡管這種改革的內容是那樣狹小，隻不過是在夫婦共同生活的空間開一方窗戶，移走床頭的尿桶，添一眼油燈。即如此，也被他的專製的父親扼殺了。但這畢竟是當代農民文明意識的一種初動，是對傳統陋習的小小的進擊。然而，正是他的軟弱（後來還有梁繼承的軟弱），葬送了陸夢蘭年輕的生命。當他最終覺察到政治的瞞騙，又從陸夢蘭的無謂的死中反省人生，感於梁繼承“別在一棵樹上吊死”的人生信條啟悟，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修築起“尾巴公園”，與寡婦莫一嫂在大自然中盡情享受天倫之樂。他最終作出反叛，也出走了，這又預示了一個鄉村文化人作為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代表的誕生。
羅可燦、鍾萬年、梁繼承、陸夢蘭、羅金河的性格、心理，既顯示了南方生態環境和文化環境下孕育的農民性格、心理特征，那對貧困命運的忍讓或嘲弄，那對愚昧的虔誠或戲謔，那對欺騙的政治的順從或抗爭，都帶有南方農民特有的靈秀、機巧與狡黠的思維特點。他們理解“興無滅資”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發官瘟”的生存鬥爭，是沒文化的人整有文化的人。雖然，作家主要是從生態環境，而不是從地域地理文化環境的差異，去尋找南方農民文化的根，進而深層探尋嶺南文化的意識也許並不自覺、自主，但他仍然涉獵了民族文化傳統中不規範的部分，如寫到“天堂”和尋找“天堂”的長征的民間傳說，客家人曆史上三次大南遷的人世遷徙，夫婦洞房三朝必分居的婚俗，年輕男女相愛時的對歌，以及神鬼故事等。這些民風民俗的痕跡，存在於鄉土之中。更重要的，是作家筆下這些農民性格和心理結構，既有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涵，又有當代文化的基因（自然，這裏農民式的政治意識更鮮明）；既是南方農民的文化性格，又是民族性、國民性的文化性格。天堂鄉有著民族文化意識和文化心理魂靈的影像。
在新時期廣東長篇小說創作中，楊幹華的《天堂眾生錄》是一部重要作品。它的整體的藝術格局，藝術框架，藝術氛圍，具備了大作品的許多優秀的素質。在時空跨度上，從大躍進寫到文化大革命，既有曆時性，又有共時性；在人物關係構架上，既是凝聚式的（以四姓三個家族為主軸），又是散點透視似的（每個人物的“行狀”都是一部列傳）；在敘述形態上，語體形成詼諧、調侃、聰穎、奇崛的風格，文體既包含有一定的故事性、情節性，又是散文式的。含蓄中有翹拔之勢。這種以南方農民特有的性格、心理為基調的敘述形態，調節、製約著本應劇烈、震撼的外部矛盾。令你深思、冥索。在芸芸眾生的淡泊人生態背後，透露出民族傳統文化的氣息。人物性格和作品價值體係的展示，不僅僅依靠政治的把握與社會的把握，還注意文化的把握。從中顯示出民族性、國民性一些帶根本性的特征。不但辨識民族性、國民性的傳統文化的劣根，而且在與現代政治情勢的交彙點上，剖析民族性、國民性的劣根。它不僅包含社會學的內容，而且涵蓋文化。它打破了長篇小說創作中“政治運動為經，人物活動為緯”的固有模式，而采用文化觀照、政治觀照、社會觀照的一種網絡、網狀式的寫法。這不僅看作是楊幹華創作的一個重大進步，還可以看作整個廣東文學新的價值意向——文化意識的確立。
也正是從長篇小說創作的整體藝術格局衡量，對《天堂眾生錄》還有苛求。楊幹華的生活積累是極深厚的，在這部作品中隨處可以采擷生活的花環。但是，他的素材優選法還可以更徹底些，情節的蔓延、叉開，使人痛惜這種浪費。隨處可見的粗筆，也會影響讀者的審美感受。自然原色必須合乎美學價值，原生的鄉村文化規範應於改造。此外，倘若有更明確的大文化意識，當代文化觀念與民族傳統文化的共同觀照更加自覺，整個藝術布局進一步擴大調整，刪繁就簡，這部長篇小說理應內含更恢宏、更深邃。祈願楊幹華的《天堂眾生錄》第二、三部，駕馭本土文化板塊及其移動，駕馭全新的城市文化板塊和商品經濟更為發達的鄉村文化板塊方麵，更自如，更瀟灑。
關於當代意識
讀完程賢章、王杏元、楊幹華的《胭脂河》、《天堂眾生錄》，再讀朱崇山的《流動的霧》（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藝術的直覺，有著多麼強烈的反差嗬。眼前倏然升起一片新的藝術天地。思維方式、知識結構形態、觀念變化的流向，都彌漫著現代文化氣息和當代意識。
當代文化意識具有超越性，是一個世界性的概念。反映了人類文明意識的共同特征。它的核心，是觀念的裂變。觀念是人的觀念，人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審美觀念及思維方式的改變。由於現代社會處於一個信息時代，當代文化意識更處於縱向與橫向的東西方文化，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地域地理文化、曆史文化與當代文化碰撞、滲透、融會加速加劇的一種狀態中，呈現出多元性、放射性、共時性的文化景觀。傳統文化不再是唯一的判斷標準，而必須運用當代文化意識作為自己巨大的參照係。
在廣東，久遠的傳統曆史文化積澱比較薄弱。在近現代，廣東是資產階級文明最重要的發源地之一。在當代新時期，由於廣東最早實行對外改革、開放，可以當之無愧地說，廣東是當代文明內外輻射的窗口。
五四前後，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曾經向西方優秀的思想文化成果作了一次大麵積的移植。但是，這種移植，與處於落後、小生產的經濟方式是遊離的。新時期的今天，移植的廣度和深度，是五四時代無可比擬的。而且，這種引進是在與民族傳統文化的排斥或互補中，以強勁的經濟運動和商品生產環境作為其生存的土壤的。當代意識的新的價值觀念、道德觀念、審美觀念思維方式，不僅在純粹的引進與借鑒中獲得，而且在自身的經濟變革中生成與完善。
唯其廣東處於經濟改革的前沿陣地，處於東西方思想文化彙合的敏感區域，一方麵，新生的、萌芽狀態的觀念、意識顯示出銳氣與鋒芒，另一方麵，又必然會遭到自身傳統文化中消極部分的頑強抵抗與阻擊。廣東的作家，試圖把握現代文明的進程，必須寫出處於“蛻變期”和“陣痛期”的觀念更新的難度，及其難度中蘊含的美，異變的美。它的走向，是更高層次更高思維度更高境界的一種現代美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