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的信息時代，大眾媒介對公民生活的影響已經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曆史時期，大眾傳媒正在日益形成並改變人們的思維角度、心理素質與行為方式。由於在現實世界中能夠獲得的經驗與信息相當有限，人們總是不斷地進入媒介世界以獲得現實世界中不能獲得的信息。人們遊離於這兩個世界之間，使得兩個世界的界限變得日益模糊。因此，要認清現實世界與媒介世界之間的界限，客觀掌握經驗與信息，人們就必須提升自身的媒介素養，培養獲取、分析、評價和傳播各種媒介信息的能力，提高正確使用媒介和抵禦媒介不良影響的能力，使各種媒介信息有效地服務於個人的工作和生活。
一、媒介素養的核心問題
媒介素養概念始於20世紀30年代的英國，其目的是保護英國的價值觀念與傳統文化不受當時流行文化的衝擊，隨後，媒介素養在歐美發展成為一種新的學校教育科目。西方社會對傳媒素養的重視，源於大眾傳媒的負作用，大眾傳媒在商業動機的刺激下所普及的流行文化，以低級庸俗的內容消解了精英文化，危害了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它推銷一種“低水平的滿足”，這種“低水平的滿足”將誤導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尤其會對青少年的成長產生各種負麵影響，並由少數利益集團左右大眾視聽，誤導社會和公眾。西方的大眾傳媒建立於自由主義傳媒理論和體製的基礎之上，這種理論強調公民有自由創辦傳媒、報道消息、發表言論和其他內容的權利。因而要抑製傳媒的負作用，很大程度上要靠大眾傳播過程的另一端——接受者的辨別、防範、抵製能力，也即靠受眾的傳媒素養。因此，教育界應以係統化的課程訓練培養青少年的媒介批判意識，使其能夠辨別和抵禦大眾傳媒的不良影響而成為理性的信息消費者。
具體而言，現代人所具有的媒介素養應包括媒體批判能力、媒體知識、媒體使用能力和媒體創作能力四個基本組成部分。在人的媒介素養中，媒體批判能力是所有其他能力的基礎，一個具有媒介素養的人，他首先能夠對媒體內容進行分析、區別和反思，它包括分析能力、自我反思能力和媒體道德意識。媒介素養與媒介素養教育密切相關，前者是後者的目標和方向。媒介素養教育，就是指導受教育者正確理解、建設性地享用大眾傳播資源，培養受教育者健康的媒介批評能力，使其能夠充分利用媒介資源完善自我，參與社會發展。因此，媒介素養的核心問題就是要把人培養成為一個主體的人，在信息時代由媒介所構築的環境中，了解媒介、掌握媒介與利用媒介，幫助人們成為媒介有創新性的生產者，從而更有效地傳遞他們的所思、所想，更好地為人的發展服務，把人塑造為自我思考、自我選擇、自我行動的社會主體。
二、媒介素養的理論背景
媒介素養教育在西方的興起，與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密切相關。伴隨著這種發展，人們對傳媒的理論思考日益深入，這為媒介素養教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論背景。
信息時代的媒介素養緒 論（一）法蘭克福學派
法蘭克福學派的媒介批判理論是他們社會批判理論的一部分，他們創造了“文化工業”一詞來指稱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眾傳媒，他們認為以“大眾傳媒”為代表的文化產業的特殊功能是：既使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合法化，又能把個體整合進資本主義係統結構。在把大眾傳媒放進資本主義整個政治語境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法蘭克福學派堅持一種“強烈價值介入”的定性研究，將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盧卡契的物化理論引入大眾傳媒批判理論之中。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大眾傳媒並沒有帶來人的自由與解放，而是導致文化的異化和物化。文化工業遵循商品生產規律，使文化產品永遠帶有普通商品的物化特征，機械複製導致了千人一麵，失卻了精神產品的個體獨創性。不僅如此，文化工業的最大危害在於它通過灌輸虛假的需要和幸福意識，促使人們認同現實，並進而操控他們的日常生活，人們沉浸在消費的幸福感和當下的感官滿足中，成為失去反抗欲望的單麵人。因此，通過這種大眾傳媒產業實現的社會控製是一種溫柔的謀殺。法蘭克福學派傳媒批判理論的主題是揭露大眾媒介的物化與操作機製，喚醒被壓抑的人的真正生命欲望，從傳播內容方麵，為媒介素養開啟了一個人文批判的傳統。
（二）媒介環境學派
媒介環境學派源於對媒介技術的批判與反思。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學者劉易斯·芒福德就提出了“技術即容器”的觀點。這種觀點拓展了對媒介技術的新的認識視角：技術不隻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體係，它還是負載價值的，因而具有豐富的倫理與政治意義。後來者正是順著這一思路，假定傳播媒介在將數據或信息從一個地方傳遞到另一個地方時並不是中性、透明或無價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內在物質結構和符號結構在信息編碼、傳輸以及解碼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媒介的符號形態限定了該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碼特征。
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代表性人物英尼斯和麥克盧漢接著上述思路，繼續探討媒介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影響。英尼斯探討了傳播媒介內在的時空偏向對於文化的影響，而麥克盧漢則認為，媒介傳情達意的特定方式，能改變人的感官生活——能改變人的所見、所聽、所觸、所嚐和所嗅，因而能改變人的所知。每一種媒介都是人體的延伸，每一延伸都會使人五種感官的均衡狀態發生變動，最終產生一個新的環境。
以波茲曼為代表的紐約學派則更進了一步，他開啟了真正的媒介環境學研究，他將媒介環境學定義為把“媒介作為環境的研究”，把麥克盧漢的“媒介即信息”命題發展成“媒介即隱喻”，其含義在於，媒介環境學將傳播媒介本身視為一種環境結構，即由一套專門的代碼和語法係統組建的符號環境。人們掌握媒介之時，也就意味著適應了媒介本身這一符號環境。從微觀層麵理解，當我們“使用”媒介，從媒介的內在符號世界中思考、感知、談論或表現身邊世界時，不是站在傳播媒介之外，相反，我們處於傳播符號結構之中。所謂符號環境，其本質特征在於兩種以上或多套專門的代碼和語法的並存即多種媒介的符號環境，在這裏所要關心的是，媒介共存的動態影響以及它們的互動如何產生或組成一種合成的符號環境。由波茲曼奠定基礎的“媒介環境學”立論的中心和原點是媒介，它“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信息及信息係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研究我們和媒介的互動如何促進或阻礙我們生存的機會”。“媒介環境學研究信息環境。它致力於理解傳播技術如何控製信息的形式、數量、速度、分布和流動方向，致力於弄清這樣的信息形貌或偏向又如何影響人們的感知、價值觀和態度。”它以人為中心，以媒介作為人的生存環境來進行研究，現代人應該如何提高自己的媒介素養以適應媒介環境，這成為媒介環境學的中心命題，為媒介素養提供了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