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美國學者卡茨和格瑞威奇在20世紀70年代初提出的理論假設。這個理論在媒體研究發展理論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使用”與“滿足”理論要研究人們使用媒體的原因和媒體內容的功能，它關心的問題是：接受者選擇媒體或者媒體信息時，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哪些需要？或者說，接受者對媒體有什麼期待？在“使用”與“滿足”理論裏，接受者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不再是大眾傳媒的犧牲品，而是主動的媒體使用者，他們的需要和期待應該得到充分考慮。盡管這個理論存在缺陷，比如忽視了傳播內容對使用者的影響，對媒體與媒體使用者的關係進行孤立研究，沒有考慮到使用者的情感狀態、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等，但依然對研究人們的媒體行為具有重大意義，使用者、接觸者的媒體需求成為媒介研究的主要問題。
（四）布爾迪厄的習癖理論和資本類型理論
布爾迪厄的習癖理論認為，習癖是人類大腦中長期存在的一種體係，是人類思維、行動和認知的共同體，它是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掌握、已經為人所擁有、並成為人本身知識結構的那一部分。它使人們能夠在社會生活各個不同的真實情景中作出靈活的反應。換句話說，人們會在不同情景中作出不同的反應、采取不同的行為模式，但是絕對不會超出習癖這個係統。但是布氏也強調，習癖並不是隨便可以擁有的。習癖的形成深受人們所擁有的資本數量的影響。布氏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概念，他將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本分成四種：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象征性資本。其中前三種資本和媒介素養密切相關。經濟資本是指所有可以轉化為金錢的財物，它對一個人是否迅速具有媒介素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化資本就是指一個人所受到的教育、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切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的知識。媒介素養就是文化資本的重要內容。社會資本是指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它具有很強的擴散性和多功能性，無疑，一個具有良好媒介素養的人會具有更多的社會資本。因此，布氏的習癖理論和資本類型理論為媒介素養教育提供了社會理論基礎。
（五）知溝理論
知溝理論研究媒體發展所帶來的潛在的、消極的長期社會效果，它在20世紀70年代由美國傳播學家首先提出，其基本觀點是：媒體所傳播的信息或知識在被不同的社會群體所接受和使用的時候，會產生“信息富人”和“信息窮人”。這種差異產生於人們所處的社會文化的不同所導致的接觸媒體方式的不同。“當大眾媒體的信息流在一個社會體係中增長時，一些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社會群體會比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社會群體更迅速地掌握這些信息，結果，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知溝趨向於不斷增大——而不是減少。”而消滅或鏟平知溝的可能性在於，知溝擴大之處，就應該是媒介教育工作開展的地方，提高人的媒介素養是填平知溝的有效途徑。
除了上述理論之外，文化研究理論、符號學理論都為媒介素養提供了理論資源。正是得益於上述理論資源的滋潤，媒介素養教育才能呈現出方興未艾的前景。
三、媒介素養在中國的尷尬與前景
與近代報刊一樣，媒介素養是個舶來品。盡管在媒介素養教育引進中國之後，有學者提出了傳播素質、媒介素質等新概念，但無可否認的是，在中國，媒介素養教育起步較晚。並且因為中西方社會製度的不同，媒介素養在中國處於某種尷尬之中。
（一）媒介素養在中國的尷尬
探討媒介素養在中國的尷尬，或許需要追溯到中國新聞事業的曆史。西方殖民入侵的變局開啟了中國近代以來的百年命題：中國通過何種途徑來實現現代化。這種被迫的現代化，既是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也是如何改造儒家傳統秩序以建立適應現代世界體係的民族國家的努力。在帝國主義列強的環伺之下，探尋一條在新的世界中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動近代中國發展的一個主要動力。西方政教之優越與科學之昌明，為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隊伍提供了效法的榜樣。國人引進近代媒介，其宗旨在於鼓吹西方思想，推動中國進行改革。因此，近代報刊在中國的出場，是以禦辱救亡為目標的民族主義運動的產物。有新聞史學家認為，早期中國近代報業史，其實就是一部中國人要求擺脫外國勢力對傳媒的控製，爭取言論自由，從而表達國家民族意識的鬥爭史。當第一代辦報的國人在爭取並掌握傳媒這項工具之後，就逐步地發揮了憂國憂民、要求改革的輿論作用。這種基於民族啟蒙宣傳所需和與外人爭奪輿論主導權所產生的近代報刊，一直為得風氣之先的知識精英和政治黨派所壟斷，普通民眾隻能是等待思想填充的“容器”，接受知識與政治精英的啟蒙與領導，以完成其救亡的任務。在這樣的媒介體製下，無從來談媒介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