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中共“一大”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表。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及五四運動後，由於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提高，由於馬列主義的介紹、研究與宣傳的相當普遍，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先導，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基礎，思想準備與國際聲援等客觀與主觀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1920年4月，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了魏金斯基（他的夫人同行）來到北京。據他說：“東方局曾接到海參崴方麵的電報，知道中國曾發生過幾百萬人的罷工、罷課、罷市的大革命運動，所以派他到中國來看看。”（他曾經在美國做工多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
他到北京以後，首先訪問了以李大釗同誌為首的許多進步人士，舉行過幾次座談會，許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參加了。因為蘇俄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即廢除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剛才傳到中國，中國很多社會團體都表示熱烈歡迎，所以一聽到蘇俄人來到北京，大家感到特別高興。魏金斯基在幾次座談會上，報告了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實際情況及其對外政策。當時李大釗同誌等對這位好朋友，很誠懇的和他交換意見，至於那些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隻帶著好奇心，參加了一兩次座談，以後和他也疏遠了，和他經常接觸的還有張太雷（因為他懂英文）、楊明齋（華僑，因為他在俄國東方大學讀過書，懂俄文）兩人。
由於李大釗同誌的介紹，魏金斯基到了上海，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共學社”等雜誌、社團的許多負責人，比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及其他各方麵在當時還算進步的人們，也舉行過幾次座談，其經過也和在北京的一樣，最初參加座談的人還多，以後就隻有在當時還相信馬列主義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談了。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列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俄和俄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在這時，“中國共產黨”發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魏金斯基來中國的主要任務是聯係。他不懂得什麼理論，在中國看了看後，說中國可以組織中國共產黨，於是陳獨秀、李漢俊、陳望道、沈玄廬、戴季陶等人就準備組織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知道了這件事後，就罵了戴季陶一頓，戴季陶就沒有參加組織了。當時在上海參加發起的人有陳獨秀、李漢俊（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陳望道（是黨成立大會以後退出）、俞秀鬆、施存統（參加後去日本留學，現屬民建）、沈玄廬（第二年退出）、李達等。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我對於“生產合作”一項表示異議，陳獨秀說：“等起草黨綱時再改。”
這個組織發起後，由陳獨秀，李漢俊找關係，當時在全國各地發起組織共產黨的有：在北京由李大釗、張太雷、鄧中夏、張國燾，劉仁靜、羅章龍、李梅羹等人，在武漢由陳潭秋、董必武、包惠僧等人（李漢俊本人也去到武漢）；在廣東由譚平山，陳公博、陳達材等人；在濟南由王盡美（山東第五中學學生）、鄧恩銘等人；在東京由存統、周佛海等人；在湖南由毛澤東負責；另函約巴黎的朋友在巴黎組織。邵力子、沈雁冰是在黨發起以後才加入的（以後都又退出了）。截至1921年6月止，共有八個中國共產黨小組，巴黎小組與國內各小組當時聯係很欠缺。
……
黨的上海發起組，推陳獨秀做書記。另外還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簡稱S．Y.)，因當時有許多青年離開學校和家庭來到上海找《新青年》想辦法，所以上海共產黨組織就把他們組織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S．Y．)，上海的團部設在環龍路漁陽裏六號，兩層兩底的房子裏，掛了“外國語學校”的招牌，團員有二十餘人，由魏金新基夫人教授俄文，團務由俞秀鬆主持。除上海外，北京、武漢、長沙也成立了S．Y．的組織。
……
1921年6月中旬，馬林（荷蘭人）和尼科爾斯基（俄國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後，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於是由我發信給各地黨小組，各派代表兩人到上海開會，大會決定於7月1日開幕。據我的記憶，當時國內和東京七個小組，共有黨員約40餘人，巴黎的小組不詳。
6月下旬，到達上海開會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
長沙——毛澤東，何叔衡。
武漢——董必武，陳潭秋。
上海——李達，李漢俊。
北京——劉仁靜，張國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