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中共“一大”廣州共產主義小組代表。
一九二一年六月間，第三國際派馬林為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也派李克諾斯基為代表，先到北京。北京支部負責人張國燾同馬林等到上海與臨時中央負責人李漢俊、李達等商談發展黨的工作問題，並決定在上海召集全國代表會議。此時，陳獨秀及我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為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我們都到了上海，共計七個地區，十三個代表，計湖南毛澤東、何叔衡，湖北董必武、陳潭秋，廣州包惠僧、陳公博，上海事達、李漢俊，濟南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劉仁靜、張國燾，東京周佛海。
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區為標準，不是以黨員的數量為標準，東京隻有周佛海，施存統，原來邀請的也是兩個代表，因為施存統沒有回國，所以隻有周佛海一人出席。開會的時間，是在各學校放暑假不久，約計總在七月十日左右，臨時租定法租界打鐵浜博文女校樓上為各代表住宿之所，開會的地址在法租界貝勒路與望誌路之間的樹德裏最後一個弄堂最末了的一家，即李漢俊家。開會的時間，原決定四日至五日。第一天的會，各地代表與馬林、李克諾斯基都出席了。首先由馬林做了一個報告，大意是：（1）國際形勢；（2）第三國際的工作狀況及其使命；（3）中國共產黨的任務。馬林很善於言詞，報告的時間很長。李克諾斯基也報告了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任務，他的報告很簡短。報告完畢時間就不早了，即宣告散會。第二、三兩天的會，馬林，李克諾斯基都沒有出席。各地代表的工作報告，都很簡單，因為黨在誕生的初期，工作還不多，報告也不可能長。這兩天的時間集中討論兩個問題：第一，是“黨綱”問題；第二，是“勞動運動的計劃”問題。
“黨綱”問題大家都很重視，不過在當時標題不是“黨章”，好像是“中國共產黨綱領”，或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大綱”，我也記得不很清楚，內容是規定中國共產黨的任務和工作方針。討論黨章時，是有些爭論的，但不是“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因為我們的黨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影響而誕生的，這一次的代表會議也是在第三國際的代表指導之下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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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的問題是什麼呢？因為“黨章”有“共產黨員不得做資產階級政府的官吏”；還有一條“共產黨員不得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及團體”。這兩項規定本來不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對於陳公博和李漢俊就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因為陳公博剛在北大畢業，憑借陳獨秀的政治關係，鑲上了國民黨的邊，當了廣東法專的教授，宣傳員養成所的所長，《群報》的總編輯，大有脫穎而出之勢。李漢俊剛從日本帝大畢業回國，在上海《星期評論》及《新青年》中也露了點頭角，加以有李書城的政治關係，也正在準備袍笏登場中。他們當共產黨是個思想的發展，是個遠景，做官是擺在麵前的現實問題，這就是“存在決定意識”，他兩人很激動地先後發言反對這個規定。在當時的情況，這種反對意見，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如果是出於他人之口，這個意見也還是可以加以討論的，因為是出於他們兩人之口，又加以他們態度過於緊張，所以激起了一些代表對他們兩人意見的反對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