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十月底，陳炯明所率領的軍隊打回廣州，那裏的政治氣氛才為之一變。陳炯明的軍隊是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碩果僅存的實力，兩年前被桂係軍閥排出廣東，駐防在福建南部。在這支軍隊困處閩南約兩年的期間內，國民黨人物奔走於滬閩之間，多方作打回廣東的策劃。
一九二○年八月間，陳炯明開始向廣州進軍，十月二十八日占領廣州。私囊已飽的桂係軍閥陳炳焜、莫榮新等部隊望風披靡，大多被攆回廣西去了。由於這一軍事勝利，孫中山先生於十一月間回到廣州，從事於軍政府的重建。陳炯明被任為廣東省長並兼任軍政府的內政部長、陸軍部長和粵軍總司令等職。他握有實權並成為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第二號人物，便邀請陳獨秀先生去擔任廣東省政府的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陳獨秀先生接到這一邀請後，征求各地共產小組的意見。李大釗先生和我去信表示讚成。我們認為他去領導廣東的教育工作，有兩個重要作用：一、可以將新文化和社會主義的新思潮廣泛的帶到廣東去；二、可以在那裏發動共產主義者的組織。我們並指出不應受共產黨人暫不做官這個約定的約束，何況辦教育也不能說是做官，而對於共產思想的傳播則特別有利。陳先生接受了我們的意見，於十二月間將上海支部的工作交由李漢俊、李達等人分擔，就隻身到廣州去了。他並未邀約其他同誌同去，以免耽誤各地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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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一九二一年一月間，陳先生邀約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等及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等人，共同組成廣東小組，出版《勞動聲》周刊，利用教育機構在學生中從事共產主義的宣傳，並開始注意農村中的活動。也許由於廣東過去的革命運動多半從鄉村發動，因而廣州的共產黨人能最先注意到農民運動。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同時成立起來了，最初參加為團員的彭湃、羅綺園、阮嘯仙等後來都參加了農民運動的工作。
廣東共產小組也和北京小組一樣，與無政府主義者合作了一個短時間，不久因意見不合，幾個參加共產小組的無政府主義者也退出去了。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有反國民黨的傾向，在他們看來，陳獨秀等人是與國民黨有關係的，因此常表不滿。他們較之北京無政府主義者堅持自由聯合和不同意無產階級專政這兩點外，還多了一項反國民黨意識，因此，分裂終於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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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的組成，受了五四運動的影響，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四運動推動中國青年向左走，構成一種愛好社會主義的風氣，這是使共產小組得以產生並迅速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中共的發動者們，大都是五四運動中的活動分子，因而能利用五四運動的經驗來建立中共的始基。我們養成了一種為新理想而實幹的精神，也繼承著五四學生運動中那種團結互助的組織作風，因而能不重蹈中國舊有政黨的那種鬧意氣的士大夫積習，一開始就以一種富於團結力的新姿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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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往於俄國革命，但缺乏馬克思主義的素養，更沒有運用之於中國實際環境的經驗。後來中共的主要政策的擬定，大多是由莫斯科越俎代庖的，由莫斯科看中國問題，即使完全為中國革命著想，也不免要發生不切實際的流弊。中國革命就因此遭受著難於形容的災害。事實不如理想的美麗，差之毫厘，往往會謬以千裏，這是中國革命家所應反省的。
——摘自《我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