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在愛丁堡逗留多年，1990年代又在哈佛校園呆過一年，但都沒有寫下堪稱“日記”的文字，回想起來很是可惜。這次來劍橋（2007年4—10月）不同，一開始就打算把所見所聞所想紀錄下來，既為了紀事，也為了與讀者分享。
1870年代以降，我國留洋者數量巨大，其中很大一個比例是人文學者，然而他們在西方國家所見所聞，尤其是與西方人交往的細節，鮮有被記載下來的。如果從魏源寫《海國圖誌》算起，國人有意識地認知西方文明，已有一百六十多年時間；如果從容閎攛掇清政府選派幼童赴美學習算起，中國人正式出洋留學已有一百三十多年曆史，但為什麼鮮有把所見所聞詳記下來的？原因很簡單：用西方語言讀書並非易事，拿西方的學位甚或出“成果”更是困難，當然也可能因其他條件限製，即便很願意寫，也寫不成。這次來劍橋不同，幾乎可謂一身輕鬆，沒有拿學位的壓力，也沒有出“成果”的負擔，雖然仍有一個非“國家項目”在研，卻並非火燒眉毛，必得立馬“結項”不可，而可以悠著做，或僅僅搜集好材料，回國以後慢慢寫，因此有了從未有過的從容，不僅能想到寫日記，而且能做到堅持不懈，幾乎一天也不落下。
《劍橋日記》雖然是日記，寫作手法卻不同於一般日記。
一般日記主要是記事，而《劍橋日記》除了記事，還有對事件、人物、學術會議甚至個人對話的寫實主義細描。既然專門從事英語文學和文明研究，做這種工作應該是分內之事。職是故，不妨把《劍橋日記》看作一種“田野考察”，一種社會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考察，其考察對象是一個個活生生的英國人，尤其是劍橋的英國人。
另一點不同在語言方麵。《劍橋日記》顯然不像詩人徐誌摩的文字那麼抒情，也不像其他寫劍橋的文字那麼學術，而用的是一種近乎大白話的風格。我以為這種風格有助於打破學術與普通讀者之間的區隔。如果說連宋明儒者也知道用大白話在普通人中傳播新思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為什麼仍要蜷縮在象牙塔內，擺出一副高不可攀的架勢？更重要的是，大白話有助於消除劍橋、英國乃至整個西方在中國人心中的距離感和神秘感，有助於客觀、準確地認知劍橋、英國乃至整個西方。
最後一點不同，是每則日記都有標題，甚至有多個標題。這麼做，不為其他，隻是為方便讀者。
有若幹處講到一些英國人對外部世界沒有興趣，甚至可以說既沒有動力也沒有能力去了解外部世界，結果自然是愚昧無知。但這並不等於當今英國已一無是處。事實上，今天英國人值得中國人學習的地方仍很多。《劍橋日記》對此是有交待的。
2011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