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說，除安格利亞·拉斯金大學之外，劍橋市還有其他一些“大學”沾“劍橋”兩個字的光。其實，英國還有大量三四流大學雖然不一定沾某個城市或大學的光，但沾“英國”兩個字的光卻是不爭的事實。幾十年來，它們一直在國外尤其是東亞狂招學生，以至於現在已在很大程度上靠海外生源來維持。離開了海外生源，很多英國大學很快就會辦不下去，英國大學從業人員的高工資、高福利就難以為繼。其結果是，隻要交得起昂貴的英國學費，就不可能上不了英國的大學。至於教學質量，就別管那麼多了。即便我們承認英國教師普遍比較敬業，效率也較高，但畢竟生源水平是不可能根本改變的。既然如此，大學工業的最後產品也就不可能真正有料。這是目前國內大城市就業市場已不看好英國學位的根本原因。
在國內常常能聽到這樣的故事：某個中國學生在國內上專科線都很勉強，卻被英國某大學錄取了；來英國後一年拿一個碩士，拿了兩個碩士後，緊接著又在讀博士了。就業市場上這種人如果太多，豈不亂套？在國內讀碩士，除了必須通過嚴格的考試（淘汰率可以高達百分之九十），還得苦讀三年，寫一篇長長的論文，最後還得通過答辯才能拿到學位。在國內“考博”，也得過五關斬六將，不脫一身皮是讀不上博的。但在英國，這一切竟來得如此容易。據說，日本曆來不承認日本人在一般西方大學拿到的學位，雖然名牌大學另當別論。在台灣、香港的就業市場，近三四十年來，西方國家的學位也遭到了類似的待遇。這不是沒有緣由的。這種事在中國內地也正在迅速發生。畢竟內地就業壓力大得多。
5月6日星期日
東亞係學術會議
下午5點去東亞係公共活動室（也用作會議室）聽會。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中國問題專家葛小偉（Peter Gries）講2005年中國的反日民族主義。
我沒有聽出什麼新意來。演講人過分關注走上街頭的中國人，認為他們是“非理性”的一群人。我以為，演講人有這種傾向，即把那些在街頭遊行呼口號、抗議日本政策的中國人看作全體中國人的代表，而忽略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真實想法，盡管他注意到網上有激烈的反日言論（其實，西方媒體對戲劇性或刺激性事件更感興趣，而不太花大功夫研究中國知識分子到底在想什麼）。我向他推薦了《讀書》雜誌和“天益”網站，說從這裏可以聽到知識分子理性的聲音（同時也懷疑，他是否有理解《讀書》艱深文字的能力）。
會後同今天主持會議的斯文森賴特（John Swenson-Wright）聊了聊。他是東亞係國際政治學講師，專門研究日美關係，我卻不合時宜地提到，1998至1999年我在哈佛燕京學社訪學時，注意到在哈佛大學東亞係，中國研究占明顯優勢，日本研究則被邊緣化。他顯得很吃驚。我說，這與費正清個人的影響有很大的關係。他同意這個看法，說費正清是西方漢學界“大腕”。他問，中國人對韓國有何看法？我說韓國在中國的文化影響很大，“韓流”刮遍中國，人人都喜歡韓劇，甚至胡錦濤同誌也看《大長今》。還說，中國許多大學已開設了韓語課。這出乎他的意料。他以為隻有韓國學中國的，今天才知道中國也學韓國。
也認識了日本人鈴木攸司。他看上去四十歲左右，為日本駐英國大使館參讚，目前在劍橋進修國際政治。他娶了一個中國妻子，是東北人。能講一點漢語，也能讀漢語，但英語發音很差，每個音節在喉嚨裏被揉來搓去，或幹脆被吞掉，但就每個音節所含信息量而言，卻勝過許多發音準確的中國人。問的問題很到位，交談時也沒有廢話，還有日本式含蓄。
我們談到2005年“東亞峰會”。在這個問題上，他很清楚日本拉澳大利亞和印度參會是為了牽製中國。我說這麼一來，峰會豈不成了神仙會？怎麼可能取得真成果，與APEC有何兩樣？又問他，東盟+中日韓會議是否更具實質意義？他沒有直接回答問題，而接著APEC講。我說，中國很多人知道日本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說中國在那次危機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都認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解決危機上開錯了藥方。但他說，中國有大量國內問題尚未解決，卻援助非洲。這句話酸味十足。
5月7日星期一
教授的局限
下午2點半按約去英語係普爾（Adrian Poole）教授的辦公室。他正教授曆代荷馬史詩英譯的課程。我以為他的學問跟我手上的一個古典學翻譯項目有關，於是就所選書目向他請教。他不僅是教授，也是英語係主任，雜務繁多，能抽出時間跟我談很難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