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就來了。兩種人的關係怎麼處？在當今人類所理解的形形色色的競爭中，如果轉基因人以其基因優勢取得優勢，自然人應該服輸嗎？這裏顯然存在著難以預測的極大的倫理風險，也必然將方方麵麵異常複雜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牽涉進來。
也許，目前就討論這種問題還為時尚早，但有一點很清楚，即當今人類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遠非完善，人類的巨大潛力之所以遠遠未能開掘出來，與這種結構性的不完善大有關係，所以與其用風險極大的基因技術來改造人類，還不如對人類現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進行深刻的改造，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人類的整體生存狀況。也隻有首先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等“基礎設施”進行了深刻改造，基因技術優生運用的風險才可能減低。
人類曆史上從來就沒有缺少過優生學理論和實踐。在古代斯巴達，一個嬰孩是否有資格被扶養成人，並非由父母決定，而是由長老會決定的。不說缺胳膊少腿、眼瞎、耳聾的非正常嬰孩，就是智力顯得遲鈍的，也會被淘汰，即置於山腳河邊，任其自生自滅。在人權意識增強的啟蒙運動以後，也出現過類似的做法，最臭名昭著的莫過於納粹的亞利安優生運動。包括兩個方麵：滅絕非亞利安人種或亞利安血統不純的人種，這導致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對所謂純種亞利安人種進行優化，即進行優生選擇和優生培養。
古典學界盡人皆知的一個事實是，古希臘斯巴達人的做法雖然在短期內維持了其戰爭機器的高效率，但長遠看卻是得不償失。至西元前四世紀中葉，斯巴達“公民”人數銳減，僅為一百年前的約十分之一，即一千來人。在殘酷的古典時代，即便斯巴達人有極高的作戰效率，以這麼一點點人口，要在古代世界立於不敗之地，實在是天方夜譚。
5月12日星期六
笨拙的威廉
同約翰聊天時，新來的荷蘭人威廉拿著兩根胡蘿卜走過來問我，怎麼弄？我說，將頭削掉，再將根須處髒物刮掉即可。過了一會，他又來問，純粹一條鱈魚怎麼做？我說我也是懶人，隻知道買裹了玉米粉的魚條來炸，不知道怎麼做，叫他問約翰。約翰隻是說烤也行，煎也行，炙也行！再過了一會，我們回到廚房，隻見威廉已把那條肥美的鱈魚做成了一盤鋸末。晚飯之後，威廉要在廳裏一個長型木櫃上熨衣服。桌子有點髒，隻見他二話不說，拿起一把剛掃過地的掃帚便掃起桌麵來。我說可用抹布抹，他恍然大悟說“對，應該用抹布抹！”
5月13日星期日
跨語飯局讓人難受
今天下午在東亞係聽德國背景的博士生費列克斯講三四十年代國民黨政府的進口稅政策與“現代性”。會後，會議主持者日本和中國問題專家顧若鵬（Barak Kushner）邀請我跟一些同事一起出去吃晚飯。我們來到康河（即徐誌摩“再別康橋”裏“康橋”所在的河）邊一家泰國餐館。飯菜味道並不好，原因可能在於太過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也可能是因為在英國弄不到正宗的原料。
很快發現，飯桌上的一個白發老者是顧若鵬的父親（看來蹭飯是世界性現象）。他從前在新澤西一家大學教書，教戲劇，自己也演劇，現已退休，這次同老伴來劍橋看兒子，順便到英國其他地方玩一玩，明天就要去愛丁堡。他很健談，性格也很開朗，不愧是既教戲劇又演劇的人。
一起進餐的有個叫約翰的美國人，較為矮小，體形偏胖甚至臃腫。他是東亞係的博士生，研究朝鮮科技史。可能因為不夠自信，他總是搶話頭。但誰都看得出，他想跟顧若鵬的老父親套近乎，以此討好顧若鵬本人，而顧若鵬在劍橋的東亞研究方麵可以說是一個明星學者。約翰說他讀了三個碩士學位，其中一個是在普林斯頓拿的，大家都對此表示驚訝。這時他大概意識到說漏了嘴，很是尷尬。西方國家如果一人拿了幾個碩士學位，甚至拿了不止一個博士學位，通常意味著失業。找不到工作，所以才不停地讀學位。
總的說來，在今晚的國際飯桌上，西方人說話多，聲音也高，而東方人（除我之外還有一個學科學史的韓國學者和一個武漢來的學經濟的中國學者）說話少，聲音也小。如果說當今世界存在著英語霸權，今晚這次西方人聲音明顯壓倒東方人聲音的聚餐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從我的經驗看，在國際聚餐場合，如果以英語為母語者居多，他們通常會毫不在乎其他人的感受，仿佛人人都是在英語國家長的以英語為母語的人。
我以為，在英語仍是最強勢的語言，英美國家仍勢力強大時，今晚的情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反之，在國內講中文的人居多的跨語飯桌上，雖然通常也很難避免尷尬，但一般說來，中國人會努力照顧不會講漢語者的情緒，逼自己講英語。在這種跨文化情景下，英語是很難講順當的，因為進餐時要找到適宜於當時場合和每個進餐者情況的話題，非常困難；用英語談中國菜，不僅有表達上的困難，英美人對中國文化和中國菜的生疏也會增加交流的困難。無論原因為何，最後結果是吃飯不再是享受，而是讓人難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