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對古典學出版界的行情極為熟悉，對我為“古典學譯叢”所選的大部分圖書，他都能立即給出簡明扼要的評論。我的“古典學譯叢”在選題方麵第一次得到了“行內”專家的意見。我立即做出決定，淘汰原來書目中約五分之一的選題，如William Percy三世的《古風希臘的戀童癖與教育》（作者本人是同性戀，認為現代人在同姓愛戀方麵做得很差，應該向古希臘人學習，所以這本書的“同誌”意識形態色彩過重），John G.Warry的《古典世界的戰爭》（並非“圈內”人士所著），以及Westra Laura的編著《希臘人與環境》（他不知道這本書，但此書是論文集，所收入的某些文字——如從亞裏士多德著作裏摘出的一些話——僅僅沾了一點“環境”的邊，所以應該剔除）。這是今天最大的收獲。
我們對書單上的最後一本書《黑色雅典娜》進行了調侃，說這是一部好玩的“巨著”。幾個月前在國內時，我選這本書時的確是猶豫再三。它部頭太大，牽涉到的古代語言太多（除希臘語外，還有各種古代閃語），但作者又並非真正的古代語言專家。其主要賣點是批判十八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古典學將希臘文明與其東方淵源割裂開來的做法。但是在伯納爾以前，主要用德語寫作的瑞士學者布克特（Walter Burkert）已寫了《希臘的東方化革命》一書，所講的全是希臘文明對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繼承。諸如此類的著作雖然沒有用“種族主義”來概括十八世紀中葉以來的西方古典學傳統，但應該是《黑色雅典娜》的先行者。無論如何，《黑色雅典娜》與我先前所選的其他書截然不同。今天，保羅說，馬丁·伯納爾是個“圈外人”，說他的書已經出版了兩大卷。我說他已在第二卷的行文中為第三卷做了宣傳，但不知第三卷何時問世。保羅說，這本書的意識形態是明言的，不像有些人把意識形態隱藏在論證裏。又說馬丁簡直“瘋”了。意思是他在意識形態方麵太過狂熱。但從他以“馬丁”稱呼馬丁·伯納爾來看，他們應該很熟。他還說，“馬丁”來克萊爾學院演講過，目前在國王學院擔任某種名譽性職位。
“您能否推薦一本書？”我問。
“就我的《溫泉關戰役》，”他不假思索地說。
“從內容看麵太窄，《斯巴達人》似乎更適合中國讀者。”
“你說得對，《斯巴達人》更適合中國讀者。”
接下來保羅告訴我，克萊爾學院是劍橋第二古老的學院，但總是處在國王學院的“陰影”下。這話有兩層意思：一，克萊爾學院建築與隔壁國王學院相比，顯得矮小、卑微；二，從地位和名氣看，國王學院的光芒掩蓋了克萊爾。
“你主要是在克萊爾學院還是在古典學係工作？”
“主要在係裏。事實上，整個劍橋大學教學和研究重心在各係，而非在各學院。牛津情況剛剛相反。”
“克萊爾學院雖然是第二古老的學院，但看上去並不顯得很古老，”我說。
“雖然是第二老學院，但建築本身並非最老，十五世紀一場大火燒掉了原來的建築。目前的房子是此後蓋起來的。”
從餐廳裏餐桌、餐椅分布看，這裏明顯設有相當於國內“主席團”的位置。保羅說，那裏是fellow們就餐的餐桌。“主席團”後麵靠牆處還有四個顯然更尊貴的位置，應該是克萊爾學院權力中樞就餐的地方。保羅還說，每周三的晚餐，一個客人也不能請，每個fellow必到，似乎是一種神聖儀式，但其他時間則很自由。
最後，他打開桌子旁邊的一扇門，進去後又打開左手邊另一扇門，在門後牆上用磁卡刷開第三道門，於是我們進入一間書房。他說這裏是fellow們做研究之地，學生不得進入。屋子約有一百五十平方米大，四壁全陳放著十五至十八世紀出版的珍本書。屋子中央有八個玻璃櫃，其中一個裏邊展有十八世紀首版的牛頓劃時代著作《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Philosophiae Natural 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這是珍本，看上去書況甚好。另一個展櫃裏有一部本·約翰遜（Ben Johnson）收藏過的解剖學家Andreas Vesalius（十六世紀人）所著解剖學著作的初版，看上去書況也不錯。還見到了一些十一、十二世紀的羔羊皮手抄聖經，十六世紀的威爾士語聖經，甚至還有一部十七世紀出版的印第安語聖經。所有古書保存有方，狀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