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大陸的整合並沒有因‘台獨’而中止。兩岸文化相同，共享中國文化；語言更不用說了，地理上緊挨在一起。現如今，台灣越來越離不開大陸，越來越多的台灣人到大陸來工作，大陸給他們提供了大量機會，再加大陸本身也在變，所以統一是遲早的事，也符合區域整合的世界趨勢。”
但他並不承認文化對於一個國家的重要性。
“‘中國文化’這個概念並不成立，因為中國早就西化了。”
“我承認當代中國已接受了很多西方製度和文化要素，但中國還是中國，中國人還是中國人。中國不是中國，是什麼國家？中國人不是中國人，是什麼人？‘中國文化’後麵是深厚的地緣、曆史、文化背景。我的《地緣文明》就是從地緣角度講中國文化的。”
他對我的書很感興趣，表示“不好意思”向我要一本，因為中國收入低，但想“買”一本。我說雖然隻帶了一兩本來，但仍願意送給他一本。
6月13日星期三
東方著作出版難
下午到顧若鵬辦公室，把一本《地緣文明》給了他。
見是很厚的一本書，他首先找到“後記”翻了翻，然後又看目錄，與國內學者見到新書的反應一模一樣。他問是否已有書評，像《紐約書評》上那樣的文章？他似乎非常習慣於通過書評來了解一本書的內容。我說，正式的書評雜誌在中國還不存在，但網上能找到一些評論。又說，不幸的是，書評製度在中國很不健全，尚沒有一個公認的權威雜誌；《中華讀書報》每周雖有兩版書評，但因追求發行量，所評之書多為大路貨，不能準確反映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最新動向和研究水平。他問沒有好書評，如何了解最新學術成果？我說，我個人的解決辦法是定期去書店買書，看書名、目錄、前言、緒論、後記，再仔細讀一兩頁，就知道該書大概講的什麼；當然，網上也能搜索到新書信息。
“是否想將《地緣文明》翻譯成英文出版？”他又問。
“有這樣的意思。”
“這裏翻譯出版東方人寫的書極難，除非有一大筆資助。出版商不願冒風險出外國人寫的學術著作。我想翻譯出版好幾種日語著作，都沒有成。”
“翻譯出版東方人的文學作品，似乎容易得多，”我說。
“的確更容易，但這也隻是最近幾年的事。退回去十年，連文學作品也無人問津。也許還要過一代人時間，才會有根本變化。”
最後他答應趁7月5日去日本以前，把《地緣文明》粗粗看一遍，以便能和我討論。
6月14日星期四
低調紀念福島戰爭
這幾天英國人正在紀念福克蘭群島戰爭二十五周年。但總的說來顯得很低調，恐怕與英國卷入伊拉克戰爭不能自拔有關。盡管如此，有關方麵仍把王室成員如威廉王子邀請到福島實地考察，讓當年力主對阿根廷開戰的Lady Thatcher（封了爵號的撒切爾夫人）發表紀念演講。她聲音雖已老朽不清，但內容仍很高調，說當年英國人用“勇氣證明了自己”。但恰恰聽到的兩次相關廣播節目隻有幾十秒時間，隻算是提及紀念活動。電視上則根本沒有看到任何紀念節目（至少黃金時間在幾個BBC頻道上沒看到）。這可能與各電視台的自由主義傾向有關。但各媒體也不會走這麼遠，即，明確反對這場後殖民時代英國進行的海外戰爭。
6月15日星期五
牛津印象
中午12點半左右到達牛津，在這裏讀碩士的侄女阮元按約來到Gloucester Green汽車站接我。
牛津市中心人流量很大，與劍橋相當，但建築明顯比劍橋老舊。許多老房子外牆明顯未能適當保養，看上去黑乎乎的，給人不愉快的感覺。好幾個牛津學院的房子同樣如此。元元認為，這裏房子之所以比劍橋房子老舊，是因為本來就比劍橋房子更古老。但所謂“牛津大學”明顯比劍橋大學小，往往一個學院緊挨另一個學院，絕大部分學院間距離在步行範圍以內，稍遠一點的抹大那學院離市中心的謝爾頓尼亞劇院也隻七八分鍾步行距離。
1點鍾不到，我們來到位於市中心的貝利歐爾學院（Balliol College）吃午飯。這個學院的院廳（Hall）比劍橋一般學院的院廳大，學生餐位也比一般劍橋學院多，但保養得不是太好，有點嫌舊，更糟糕的是，有一股明顯的異味，但這裏的夥食比劍橋塞爾文學院好一點。院廳為長方形，廳頂或天花板為拱形，離地板高達十來米。廚房方向離地三米左右的牆上有一個七八米長的廳內陽台，是舉行儀式時唱詩班所在的位置。廳裏三牆麵赫然掛著十幾幅曆任院長（Master）的大幅肖像。及至此刻，終於弄明白為何牛津大學出身的小說家C·P·斯諾（科學家、小說家）會寫出名為《院長》的諷刺小說來。既然一當上院長便能將把自己的肖像秀到院廳牆上永垂不朽，讓一屆又一屆精英學生瞻仰，那麼為了當院長、為了如此“不朽”而明爭暗鬥、勾心鬥角，便理所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