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十年前，《泰晤士報文學副刊》發表過類似的紀念印度獨立五十周年的文章，但重點不在印度民主製度，而在於印度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竟“奇跡”般地生存了下來。五十年啊，不是短短“彈指一揮間”。現在又過了十年，古哈著作的重點已不在印度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強大生命力，而認為印度民主製經曆了風風雨雨六十年，竟然屹立不倒！想當初英國人撤出、印巴分治時，發生了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文章認為，這是人類曆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其實可順便提一下中國永嘉和靖康之亂時人口的大規模南遷）、如此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但印度民主製度仍然按計劃上路了。甘地以其個人魅力能夠把一盤散沙的印度凝聚起來，且實行民主製，其接班人尼赫魯怎麼樣？尼赫魯時代印度民主經受的最大考驗是中印戰爭。文章認為，這是一場印度人“不想要”的戰爭（據西方和印度權威學者的意見，當時印度政府傲慢自大，未能審時度勢，對戰爭的爆發負有主要責任）。印度戰敗，尼赫魯聲望掃地，民主製又麵臨大危機。可是印度又挺了過來。然而，民主製遇到最大的威脅發生在尼赫魯女兒甘地夫人當政的年代。正是她將銀行國有化，剝奪土邦王子的私人銀庫，對不服從中央權威的邦政府實施高壓。當這些做法受到法院、媒體質疑及老資格甘地主義者納拉揚領導的反對派運動挑戰時，她便以“緊急事態”法壓製所有反對派。此時的印度其實已淪為專製國家。然而，印度民主製還是渡過了這場危機。
與古哈一味頌揚印度民主不同，納斯鮑姆並沒有大唱讚歌，而是從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騷亂入手，剖析印度教右派的興起如何使印度民主大打折扣。在這場針對穆斯林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兩千多穆斯林被殺，更多穆斯林受傷，許多穆斯林婦女被強奸，無數穆斯林流離失所——麵前，執政的人民黨政府根本未能做出適當反應，或者說聽之任之，在很多情況下甚至公開與他們站在一起。這並不奇怪。人民黨與宗教右派本來就是同路人。對於印度教右派的暴行以及人民黨與他們的同流合汙，古哈總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恰成對照的是，納斯鮑姆徑直將印度教右派和人民黨稱為“法西斯”，將其與希特勒青年團、納粹主義和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在她看來，印度教右派著迷於本質主義的“純潔”——印度教信仰的“純潔”、印度教婦女的“純潔”等等——不能自拔。他們把穆斯林當作不可調和的對立麵，表現出所有原教旨主義者的好鬥性。讓她震驚的是，印度教右派對美國學術界的批評者惡言相加，甚至揚言對他們進行肢體攻擊。然而使納斯鮑姆感到欣慰的是，在2004年印度大選中，人民黨聯盟出乎意料地被國大黨聯盟擊敗，印度終於回歸正道，民主的生命力再一次得到了證明。在這一點上，她與古哈大體上是一致的。
最後書評作者表示：兩本書既都有客觀之處，也都有偏頗之言。要想準確了解印度民主，最好把兩本書結合起來讀。取長補短，方能客觀。但書評者並沒有提到種姓製和階級鴻溝對於印度民主意味著什麼。在一般西方人心目中，中國目前還不是民主國家，但中國婦女和少數族裔享有的權利卻遠在民主印度之上。事實上，這一點在西方和印度學術界已形成共識，至少沒有太大的爭議。若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印度民主就更得打折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