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誌摩與英國知識人
我們談到了徐誌摩，認為他多少應算是一個布魯姆斯伯裏圈內人。因為他跟核心人物羅素聯係甚多，與圈子裏唯一的漢學家威利聯係甚密，後者翻譯唐詩宋詞得到了他逐字逐句的指點，而將漢詩譯為英語在當時英國屬開先河之舉。我們以為，徐誌摩比我們這一代人更幸運。他從美國來到英國後，在一個會議上認識了狄金生（Galsworthy Lowes Dickinson），借著他敲開了英國知識精英圈子的大門，注冊到劍橋國王學院當“特別生”不說，又認識了哲學家羅素、文學理論家I·A·理查茲，還認識了H·G·威爾士、愛德華·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凱瑟琳·曼斯菲爾德等著名作家和藝術家。
我以為，在當時中國極度貧窮落後的情況下，徐誌摩能做得這麼好，很難得。相比之下，當今中國正經曆“偉大的複興”，按理說英國人應該對中國文化、中國人更感興趣才是，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我的印象是，在劍橋這種精英薈萃之地，大多數學者對中國的認知並沒有超出媒體的水平。那些專搞中國研究的人一心一意要當某方麵的專家，對中國的總體了解也好不到哪裏去。這意味著，英國人已喪失了對中國的好奇心。
曹莉試圖解釋這一現象，說該了解的已了解了，所以英國人對中國不再有好奇心。但這無法解釋為何中國人對英國的好奇心仍然那麼大。我們對英國的了解現已經深入到細枝末節。能說英國人對中國的了解達到了同樣的水平？按人口比例，英國學漢語的人可能隻是中國學英語的人的千分之一。我以為，當今英國人的懶惰對此負有很大責任。無論如何，今日英國人的智識好奇心遠不如第一次歐洲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一二十年。另一方麵，徐誌摩與英國人的交流在當時就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除英國人本身的原因之外，他的個人才氣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9月11日星期二
徐誌摩的英國崇拜
晚上與曹山柯、許鵬在仲夏草地一角的康河畔酒吧喝酒。
又談到了徐誌摩，以為他與當今留學西方的中國人的最大不同，是無需“留學”。他之逗留英國是“遊學”，而非留學。大體上講，他並不是在課堂和書本上，而是在同英國人“一同散步、騎車、抽煙、閑談、喝茶、吃牛油烤餅”的過程中學習英國文學和文化的（參趙遐秋，《徐誌摩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19頁）。十分佩服他能把英國人對中國的侵略、欺淩和侮辱忘得一幹二淨，也非常驚詫他一見到英國名人就像見了神，對他/她們崇拜得五體投地，全然不顧這些人腦子裏的中國信息幾乎為零（羅素是個例外）。在《曼殊斐兒》一文中，徐誌摩寫道：
“她（曼斯菲爾德）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仿佛你對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水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或是南洋瑩徹的星空，你隻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仿佛直接無礙地領會了造化最高明的意誌，你在最偉大最深刻的戟刺中經驗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徹的碧玉似的容貌，受著她的充滿了靈魂的電流的凝視，感著她最和軟的春風似神態，所得的總量我隻能稱之為一整個的美感。她仿佛是透明體，你隻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卻看不見一些雜質。”（轉引自趙遐秋《徐誌摩傳》，第28—29頁）
這壓根兒就是一幅女神肖像。可是，按大多數西方人和東方人的審美標準，曼斯菲爾德縱然漂亮，卻並非如此冰清玉潔，至高至美。更糟糕的是，威爾斯、曼斯菲爾德等等他所頂禮膜拜的人並非二十世紀最優秀的英國作家。今天，英美文學研究界和圖書市場上最受追捧者並不是他們，而是與他們同時代的勞倫斯、喬伊斯、伍爾夫、康拉德和福斯特，而這些人大體上並沒有進入徐誌摩的視野。
可以說，徐誌摩對英國的態度是一種毫無保留的崇拜。為何如此崇拜？也許能從他的詩人稟性找原因。既是詩人，就以所見所聞為實，無需過多倚賴理性。既然舉目望去，英國處處綠樹成蔭、鳥語花香，那麼康河水再昏再黃，水底搖曳著的水草也是一種極致的美。當然，在西方衰落、東方崛起已成定局的今天，徐誌摩式的寬恕和忘卻精神可能是一種美德。若要放眼未來，就不要糾纏過去，就要擺脫受氣包心態，擺脫弱者、受害者的自我定位。應該如此。但無論如何，仍然看不慣今日英國人的懶惰和懶惰所致的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