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殺率高
一則新聞說，英國男性青少年自殺率相當高，是所有導致死亡因素中最大的一個。一些人因而批評他們，說他們沒有社會責任感。但節目中一些被采訪者認為，青少年自殺率高的根本原因，是英國社會向男孩和男青年灌輸的錯誤理念或錯誤的角色定位。比方說男子漢無論何時都應該堅強，決不應軟弱或顯示軟弱；男子漢不應該像女性那樣輕易流露自己的感情（男兒有淚不輕彈），即便有心理問題也不應該向他人披露，以免被人視為軟弱。然而實際上，男性尤其是青少年時期的男性，在心理上同女性一樣軟弱，所以他們也應該像女性那樣，樂於並善於同他人交流思想、交流感情。由於沒有順暢的情感和思想交流機製，英國男性青少年承受了比女性大得多的心理壓力，其結果不僅是居高不下的自殺率，也是居高不下的吸毒率。據說，英國男孩吸過毒的人高達75%。隻有改變這種錯誤的男子漢觀念或角色定位，英國男青少年高自殺率的問題才可望得到解決。
9月21日星期五
徐誌摩、羅素與中國革命
讀了毛迅著《徐誌摩論稿》一書，其中關於徐誌摩政治觀、社會觀的內容比較有趣。徐誌摩的政治觀、社會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妨先看看赫拉克裏特一類希臘哲人的看法。他們認為，矛盾、衝突、爭鬥固然會帶來痛苦不幸，但不可或缺；它們使生命更具刺激，更富創造活力。基督教興起後旗幟鮮明地提倡和平主義，主張慈善、仁愛，甚至若有人打你的左臉，應把右臉轉過去讓他打。羅素一生都批評基督教，但也是著名的和平主義者。在社會政治問題上，他提倡漸進改革、階級調和以解決現有問題。他去了一趟蘇聯，回英國時已由一個熱情讚揚俄國革命的人轉變為一個堅決反對俄國革命的人。原因很簡單，他發現俄國革命的成就建立在階級鬥爭和階級暴力的基礎上，而他曆來主張以漸進改革和階級調和來解決社會不公及其他社會問題。
當年徐誌摩在“康橋”時，特別崇拜羅素，回國後也像羅素那樣，反對中國社會的階級衝突乃至階級戰爭。他甚至認為，中國曆史上並不存在階級。但徐誌摩可能不太明白，羅素的階級調和論乃至和平主義是有其社會經濟背景的，即工業化已完全實現的英國。他可能也不太明白，一般西方人是俗眾，而羅素是先知，他的先進性使他先於一般西方人好幾十年看到了衝突、戰爭——無論是階級還是國際意義上的衝突、戰爭——之徒勞無益，認識到調和與和平才是正道，才能最終帶來世界的大同，帶來全球人類的和諧與幸福。
這就很大程度解釋了徐誌摩的矛盾心態。什麼矛盾心態？一方麵，他清楚地看到了世紀中國社會病象叢生、腐敗至極，到處是“猜忌、詭詐、小巧、傾軋、挑撥、殘殺、互殺、自殺、憂愁、作偽、肮髒”（《自剖》），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國民眾的極度貧窮、愚昧、軟弱、怯懦，因而從公開發表的文字來看，他對當時流行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持讚許態度。另一方麵，從給朋友的信來看，他內心深處並不讚成革命，甚至可以說仇視革命：“昔日有些地方還可以享受一點和平與秩序，但一經他（革命思想）的影響，就立刻充滿仇恨，知識界人士麵對口號泛濫和暴民運動的狂潮，變得毫無辦法也毫無能力，所有的價值都顛倒，一切的尺度都轉向。打倒理性！打倒智慧！打倒敢作獨立思考的人！這樣一個地方，當然不適宜我輩生活。”（轉引自毛迅著，《徐誌摩論稿》，成都，1991年）。
現在看來，徐誌摩的矛盾心態對他來說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銀行家的家庭出身使然，也是羅素一類英國人的影響使然。幾十年後回過頭看，二十世紀前二三十年中國的革命思潮雖然在邏輯和實踐上導致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但沒有中國革命，也就沒有當代中國，一個日益走向世界的潛在的超級大國。曆史從來都不采取一條徑直前進的路線，而總是走彎路。曆史是詭譎的，為了“善”而會付出“惡”的代價。對當時中國而言，羅素太過先進；作為羅素的追隨者，徐誌摩的思想似乎也比一般中國人超前了幾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