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論中國現代文學概念的遊移與中華民國文學史的缺位(2)(1 / 3)

“近代”是現代人的近代,而不是當代人的近代,“現代”是現代人的現代,也不是當代人的現代,“當代”自然是當代人的當代,而不是未來人的當代,可我們今天——當代人要稱1840—1917年為近代,1917—1949年為現代,這在詞義上已經發生了混亂。“現”和“當”本是同義語素,因為有了一個“現代”,不得不換一個詞而用作“當代”,如果再有一段曆史需要劃分,是否叫“今代”、“此代”、“這代”?按照馬克思的理想,將來的社會形態是共產主義,我們今天也說社會主義是一個過渡階段,到了共產主義,還稱20世紀的曆史為近代、現代、當代嗎?可見,把近代、現代、當代作為曆史名稱,隻是暫時的提法,它經不住時代的演進和時間的洗刷,再過幾百年、幾千年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這樣稱呼的。

近代、現代、當代這些時間詞語的詞義是模糊的。模糊詞語在表情達意方麵有特殊的作用,但用來表示恒定的時段就不恰當了。用“現”、“當”作為語素指稱的時間可長可短,它們的本意為此時、當前或敘述者指稱過去的某時刻,但我們所說的“現代”、“當代”都長達數十年,超出了這些詞本身的容載量。按理,模糊詞語是不能作為年限或時段名詞使用的。由於近代、現代、當代的含義不確定,帶來了學習、掌握和使用的困難,除專業人士能確切地使用這幾個名詞外,即使受過專門教育的人也常常出錯。在特定情況下,即使專業人士也要分辨一下它們所指的具體時間,如“現代”是從“五四”開始,還是從1917年開始或者更早,而結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還是1949年7月或者包含了當代。

正因為時間不確定,現代的概念才既可上推,也可下延。近20年來對現代文學概念的探討,自然源於內涵,而表現之一是時間的擴展。最初也是最成功的是合並現、當代文學,這樣,現代文學陡然增加了60年以至於此時此刻還在產生。而上推則不統一,有的從黃遵憲、梁啟超講起,有的從戊戌變法開始,有的從“公車上書”算起。如果從1895年“公車上書”算起,現代文學又添加了20年。之所以如此,就是由於“現代”一詞在時間上的不確指性,其直接的後果是給現代文學造成了混亂。

“20世紀中國文學”的提法,其時間概念很清楚,克服了近、現、當代表現時間的含混,是一個較好的名稱。但也有其不可解決的問題:首先,文學是不以世紀為單位創建的,按世紀為單位劃分階段不符合文學規律,例如,21世紀的文學與20世紀末文學並無本質區別;其次,中國20世紀的社會與文學異常複雜,它由三種不同性質的社會組成,文學在內容上表現為多種性質特點,在形式上表現為古今兩種語言形態;再次,這種劃分方法得不到曆史的呼應。由於中國社會的發展變化與紀年的“世紀”之間沒有形成對應的關係,中國古代文學不以世紀劃分階段,就目前看來,今後的文學也不會用世紀來劃分,光一個“20世紀文學”不能構成一個體係,因此難以推行開去。這些問題不能解決,“20世紀中國文學”就很難成立了。

時間範圍遊移不定大概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特殊現象,中國古代文學就不存在這樣的問題,雖然它有漫長的兩千多年。其奧秘在於古代文學以朝代紀文學史。先秦文學,秦漢文學,以至唐、宋、元、明、清文學,這些概念一說,聽者腦子裏都會出現一個明確的曆史時段。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概括既抽出了各個曆史時段的突出成就,又與朝代聯係。稍有文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詩不僅唐朝輝煌,詞並不是宋人才寫,小說非獨明清特有,而人們並沒有因其不獨有,而責備這種概括。至於弄清某種文學體裁起於何時、衰於何時,那是文學史家的事,一般人隻需要知道史家概括出來的概念就可以了解某個朝代的代表文學了。而“現代”,則是一個沒有定準的名詞,每個朝代的人都可以稱自己的朝代為“現代”。既然不能確指,時間的遊移就難免。可知,中國現代文學時間概念的遊移其實是脫離了朝代之故。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以語言和形式為標誌,以思想和內容為根據,開辟一條新道路,創建另一種文學史格局,努力找出現代文學自身的性質、特點、線索和規律,自是一種創新,其精神令人敬佩!可是,經過幾代人的辛勞,似乎都未見成效。自從“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定義被顛覆後,還沒有找出一個可以貫穿中國現代文學的核心思想來。這是為什麼?是因為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概括脫離了曆史實際。作為觀念形態的文學,是一定曆史時期作家活動的產物,離開了曆史實際,文學就飄起來了。把文學發展曆程稱為“史”,就承認它是一種曆史,文學史是曆史的一種類別,它不可能遺世獨立。而我們僅僅從文學的內部去尋找規律,故無法切合實際。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現了若幹種,但越是後來的越少描述曆史情形而孤立地講述文學實際。脫離曆史敘述的一個後果是以偏代全。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文學史,主體是左翼作家作品,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文學史,自由主義作家逐漸獲得了突出位置,文學史豐富多了,但由於我們概括歸納線索和規律時或多或少地脫離了曆史實際,而從思想意識出發,從主觀出發,就遺漏了許多東西,比如,反映國民黨抗戰的文學、反映國民大遷徙的文學就沒有寫入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