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最難將息的時節”裏，“疑慮”是確實有的，但是《人民日報》好像還是比較相信這一早春時節所包含的新鮮的空氣會給它帶來新的格局，因而堅持進行改版，到1957年春天還保持著當初改版的革新宗旨。費孝通發表這篇文章之後，“早春”很快成為知識界的中心話題。1957年春天，《人民日報》在七版上還開辟了“筆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專欄，刊登了很多著名學者的不同意見。另外，1957年1月《人民日報》還刊登了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這篇文章的觀點就代表著黨內存在的對於“雙百方針”的“疑慮”，他們認為“‘雙百方針’不利於發展文學藝術的戰鬥性，並且提出要‘壓住陣腳進行鬥爭’”。當時在《人民日報》上出現這幾位作者的文章後，自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之後，很長時間沒有表示自己的態度，這也就是給讀者一種印象，“似乎《人民日報》是讚成陳其通等四人的這種意見的，這樣就增加了一些人對鳴放的疑慮”。麵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嚴厲批評了黨內不讚成“雙百方針”的人們，同時對《人民日報》發表該文之後“沒有表示明確的態度”提出了嚴厲批評。此後，《人民日報》在3月18日副刊上發表了茅盾的《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對教條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批評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沒有說服力”，以及他們的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接著，4月10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過，《人民日報》的這些彌補措施也晚了一步，結果未能避免中央的批評。1957年4月，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編委常委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最近對黨的政策的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並對鄧拓批評了改版後的工作，《人民日報》的改版工作“受到了沉重的一擊，在辦報方針上頓時產生了嚴重的混亂”。誰也不曾料到，刊登陳其通等人的文章變成為《人民日報》改版夭折的一個誘因。
三
提出反對“教條主義”，提倡“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是“雙百方針”提出後在文學理論方麵的最大成果。文學創作方麵的最大成果就是“揭示社會內部矛盾的創作”的出現。文學創作題材範圍的狹窄、單調，創作風格的不夠多樣化，文學創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是50年代初期中國文學的普遍問題。1956年“雙百方針”提出後，很多作家開始探討這些文學問題，“幹預生活”成為一種克服這些問題的方案。這時期出現了一批大膽幹預生活，深刻反映社會的複雜矛盾，揭露和批評官僚主義弊端的作品，如王蒙、劉賓雁、宗璞、李國文等作家的小說，以及流沙河、邵燕祥、公劉、穆旦等詩人的詩歌，文藝理論和創作相應合，充實了這一時期文學界的新氣象。這些作品高揚著現實主義精神，也繼承了“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批判精神和啟蒙意識。
1956年7月改版後，《人民日報》副刊刊登了不少顯示出這時期特殊的異質性的詩歌作品。首先要說明，《人民日報》副刊所刊出的文學作品一般局限於散文、隨筆式的短文、短評以及詩歌，這是因為副刊的麵積太少，隻占八版的上半版(下半版是廣告)。因而，編輯在副刊編輯工作中不得不首先考慮稿件長短，副刊所刊登的文學創作比較側重於散文和詩歌領域。這時期《人民日報》副刊刊出了邵燕祥的《走敦煌》、《琴》、《賈桂香》，公劉的《風啊，別敲》、《繁星在天》、《謁魯迅墓》，馮至的《西北故事雜詠》，王統照的《遊開羅紀感》，穆旦的《九十九家爭鳴記》，蔡其矯的《西沙群島散歌》等詩歌。和過去幾年對比，這時期的《人民日報》中，具有政治時事性以及思想鬥爭性的詩歌減少了很多，頌歌和讚歌也很少出現，另有一些歌頌軍隊的詩歌，不過戰鬥性不強，也帶有一定的抒情性。詩歌主題和題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多樣化，這些都是在改版後副刊上出現的變化。一些揭示社會內部矛盾的詩歌在《人民日報》副刊上一出現就得到了人們的關注，還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其中，艾青的《畫鳥的獵人》、邵燕祥的《賈桂香》、穆旦的《九十九家爭鳴記》這三首詩歌可以說是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