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譚正璧的曆史小說
沈慶利 梁華
一、國破家亡下的賣文為生
譚正璧，字仲圭，1901年11月26日出生於上海。自幼父母雙亡，由外祖母撫養長大。他7歲開始識字，喜讀《三國演義》、《封神榜》等，還常聽外祖母講民間傳說故事，這對他後來學術研究方向是一個良好的啟蒙。1919年“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爆發之始，譚正璧正在上海的“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讀書，他積極投入到“五四”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當中，並開始嚐試用白話文寫作。從1923年起，先後任教於上海神州女校、上海中學黃渡師範學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震旦大學、中國藝術學院等校。新中國成立後，他又曾擔任山東齊魯大學、國立山東大學中文係教授，以及華東師範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研究班小說戲曲導師。數十年來，譚正璧用全部精力從事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古典戲曲文學的研究工作，著述頗豐。到1991年逝世，出版著作將近150種，字數在一千萬以上，報刊上發表的還未算在內。他在中國文學史、戲曲與語言文字等領域都有極深的造詣，以至於作為“學者”的名氣掩蓋了他文學創作的才華。目前，譚正璧的文學創作可見的有《正璧創作集》(共三集：《芭蕉的心》，1923年，上海民智書局；《邂逅》，1926年，上海光華書局；《人生的悲哀》，1927年，上海北新書局)、四幕曆史劇《梅魂不死》(1941年，《正言文藝》雜誌)、曆史小說集《長恨歌》和《三都賦》(1945年，上海雜誌社)、曆史小說集《琵琶弦》(1945年，上海中國書報社)、散文集《夜珠集》(1944年，上海太平書局)。而他在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的雜文、詩歌等文章，由於戰事的原因，很大一部分都已散佚。
譚正璧的曆史小說主要創作於上海淪陷時期。20世紀30年代，上海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中心。上海淪陷後，日本殖民當局對上海實行政治與文化的高壓控製，大批文化界人士或北上延安，或南下香港，或西去武漢、重慶，上海漸漸失去了全國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是留在孤島的文化人士仍然以大無畏的氣概在孤島上海樹立起了正義的旗幟，堅守了一個“不屈的孤島”。
譚正璧因家事所累不得不滯留上海，當時的他已是頗有名氣的文化名人，於是成為反動統治者極力拉攏的人物之一。但作為一名富有民族氣節的學者，他堅決不向殖民當局妥協，甘願“潛隱”起來。他的生活日益陷入窘境，妻子因憂成瘋，一個孩子因斷乳而餓死，兩個孩子因無力撫養而讓人領養，他自己也身患多種疾病。他的妻子蔣慧頻本是他的學生，兩人1928年結婚，婚後夫唱婦隨感情甚篤，妻子是他學術研究的得力助手；對於兒女，他痛苦已極，曾寫過《哭一個無知的靈魂》、《送嬰篇》等文章，在雜誌上公開發表，表達自己的悲憤。在不願妥協又無以為生的困境下，賣文為生成了他唯一的生活出路。麵對家亡與國破的現實處境，懷著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日偽政權的家仇與國恨，已過不惑之年的譚正璧創作了為數不少的“十多年不專門寫作的文藝作品”，形式涉及散文、話劇劇本、文學評論和小說。其中以曆史為題材的小說有二十餘篇，均為短篇。這些曆史小說自成一家，致使譚正璧成為上海淪陷區那個特殊時期曆史小說的代表性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淪陷區文學的研究取得了相對豐碩的成果，但還沒有出現對譚正璧的曆史小說進行專門研究的論文和專著。僅有的一些，也一般是把譚正璧的曆史小說納入整個淪陷區文學研究中作簡要介紹。而在這些簡要評論中，不乏對譚正璧曆史小說的高度肯定。例如陳青生在他的《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中，把譚正璧視為上海淪陷時期曆史小說的代表作家。黃萬華在《史述和史論：戰時中國文學研究》中提出，譚正璧的曆史小說“是用古典資源，在曆史的審視中，用古典、傳統溝通著民間，表現了潛行於淪陷區民間的正氣”。但是，都沒有做深入細致的具體研究。耿德華在《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1937—1945》中評價了譚正璧散文的價值和不足，但並未提及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創作。同樣，在錢理群主編的《中國淪陷區文學大係？散文卷》中，雖然開篇就收入了譚正璧的散文《枯楊》，評論卷也有譚正璧寫的評論文章，但是在小說卷中沒有收錄譚正璧的曆史小說。在涉及譚正璧曆史小說的研究中，最不能忽視的是王富仁在《中國現代曆史小說論(五)》中針對譚正璧曆史小說提出的觀點，他認為譚正璧的曆史小說是40年代產生的曆史小說新類型——曆史愛情小說，小說表現的是冷酷無愛的現實與曆史的愛情夢幻故事形成的強烈反差：“中國新文學的第三個十年(1937-1949)是中華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曆史時期，也是中國國內社會矛盾空前尖銳複雜的曆史時期。……新的類型的曆史小說在這時期沒有出現，但有兩種形態的曆史小說從二十年代零星地出現，至這時漸漸趨於成熟或有了較為多的作品，那就是：人生哲理型的曆史小說和曆史愛情小說。”隨後，王富仁充分肯定了譚正璧曆史小說的文學史價值：“嚴格的說來，真正的曆史愛情小說直到四十年代才開始正式出現。曆史愛情小說的代表作家理所當然的應該是四十年代開始曆史小說創作的譚正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