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是由於情感價值的選擇和皈依。“對於文學知識分子而言，他們的文學活動，或者是言說主體試圖以其話語實踐來結構某種身份，或者也是具有某種確定身份的言說主體的話語活動，這時，話語行為便成了對其緣由身份的‘固持’或‘顯示’。”在“祖國”、“黨”和“人民”等宏大價值理念尋求到坦誠心跡的合理資源，心甘情願為祖國為母親受難是他們最終的情感皈依，最終自然而自覺地暗轉到對自身合法身份的認同，這種合法身份被大部分學者歸納為革命身份。“革命”作為近代以來具有強烈曆史進步色彩的強勢話語，意味著順承曆史，繼往開來，這種革故鼎新順應了曆史與時代的發展，是必須的，也是先進的。相應地，如果獲得一種與革命相聯係的身份諸如“革命者”、“黨員”、“無產階級”等，不僅理所當然地與那些落後的、反動的身份指向區分開來，更顯示了一種自身“革命”身份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與國家權力、地位緊密相連。正如有評論者所深刻指出的：“有意識地重述‘文革’的曆史，不再是單純地展示傷痕，而是致力於表達老幹部和知識分子在蒙受迫害中，依然對黨保持忠誠，對革命事業懷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通過這種重述，重建了新時期的曆史主體(例如老幹部和知識分子)的曆史，這就使撥亂反正後重返現實的受難者有了曆史的連續性。”於是我們清楚地看到，滿紙滿頁都抒寫著對黨的忠心，都抒發著對國家的熱忱。
大多數人和魯彥周一樣，強調“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作家”的政治身份，強調“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責任感”。在第四次文代會上，王蒙縱聲高呼：“我們與黨的血肉聯係是割不斷的！我們屬於黨！黨的形象永遠照耀著我們！即使在最痛苦的日子裏，我們的心向著黨。”他說：“如果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誌士胸懷，沒有對人民、對祖國、對社會進步事業的熾烈情感，沒有豐富的生活閱曆與生活經驗，沒有思想家的獨具慧眼的見地，沒有廣博的學問知識，沒有與當代現實生活、與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的血肉聯係，沒有為人民代言、為新事物開路、為推動曆史車輪出一把力的熱忱，那麼你寫得再努力、再好，常常仍然是小打小鬧小擺設……廣大讀者卻會覺得與自己有距離、有隔膜，打不動自己的心，引不起自己的關切、共鳴、焦慮、興奮。”叢維熙則出於其“革命良心”以自己的寫作行為來“千方百計醫治我們國家的傷痕”。
張賢亮雖然在當時並未入黨，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黨”與“革命”的認同。他以讚揚的口吻說：“委屈了三十多年，而隻要黨一旦相信了他們，承認他們是革命隊伍中的戰士，就毫不計較個人得失，毫不計較個人恩怨，馬上忘我地在各自的崗位上勞動。……他們在這樣那樣的考驗麵前，卻都作出正確抉擇，始終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這和我本人以及我所接觸過的知識分子的心情完全合拍”。在給李國文的信中，他不無遺憾地說：“一個黨員作家，還可以說他首先是一個黨員，比如你。我呢，至今還沒有修養到你這樣的程度，我總不能認為自己應該首先意識到自己是個群眾，然後才是一個作家吧。”既然黨員作家的身份在非黨員的張賢亮這裏得不到確認，作家便另辟蹊徑在社會主義的改革者這個仍然與革命緊密關聯的身份下找到了最終歸宿。
正是在這種有意為之的用心打造下，即便知識分子被不情願地戴上了“右派”的高帽並飽經磨難，但仍阻止不了知識分子自塑形象——悲劇英雄崇高形象的誕生。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類被打為“右派”的戴著枷鎖舞蹈的受難英雄實際上經曆著類似的情節，傾訴著類似的感情，他們在控訴著“文革毒害”的同時卻難以抹掉他們思想意識上向主流意識形態依附的傾向，他們以兒女對母親的忠誠和熱愛重塑了自身受難英雄的形象，這種身份的自我認同實質上是對國家意識形態的適應，飽受“傷痕”之後覺醒的知識分子在為自身正名之際卻在不知不覺中付出了極度危險的代價，那就是獨立性的喪失。有學者尖銳地指出：“一旦他們的苦難得到解釋，身份得到確認，他們在利益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和苦難的虛假敵對自然也土崩瓦解，苦難的沉痛感消泯於他們重回社會政治懷抱後的無限幸福中。他們愜意地閉上眼睛，在消逝的深淵和退後的懸崖邊，承領新時代的恩賜和福澤。”
(作者單位：重慶第八中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