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錯劃為右派、經過四年勞改生活的章永璘在生理和心理上經受著雙重饑饉，而幸運女神(馬纓花、黃久香)的降臨和護身符《資本論》的庇佑使得他終於走出生活的陰影，從動物搏食的本能到人的尊嚴、責任感的複蘇，他意識到“一九五七年對我的批評，我抵製過，懷疑過，雖然以後全盤承認了，可是到了‘低標準’時期又全部推翻。而現在，我又認為對我的評判是對的”，他認準了他“身負著幾代人的罪孽，就象酒精中毒者和梅毒病患者的後代，他要為他前輩人的罪過備受磨難。命運就在這裏。我受苦受難的命運是不可擺脫的。”這是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最終肯定的是國家和黨的意識形態，所以80年代的文學界普遍認為：“章永璘的生活經曆、思想經曆，作為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寫照，具有真實的、普遍的代表性，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曆史足跡的形象記錄。”
有名無實的“資產階級”許靈均在遭父親遺棄後，又因為“資產階級右派”的帽子而遭到人民的遺棄，這“使他來和牲口為伍”，當隻剩下馬“用濕漉漉的鼻子嗅他的頭，用軟乎乎的嘴唇擦他的臉”給他以安慰時，“他的心顫抖了”。盡管生活對他板起一幅冰冷的麵孔，可許靈均卻在解除勞教後通過勞動建立起了普通人的感情，當昔日拋棄他的父親要帶他出國享受榮華富貴時他拒絕了，多年的改造已經使他明白了“隻有勞動的報酬才能使人得到愉快的享受；由剝削或依賴得來的錢財是一種恥辱”的道理。最終通過采取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對外宣告“他沒有白白走過那麼艱苦的道路”，以對人民、對勞動的衷心認同圓滿結尾。
一首總共不過四句的小詩《冬小麥自述》令鍾亦成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由最初莫名其妙、誠惶誠恐獲罪以致被迫接受外在不斷升級、上綱上線的批判到自覺內省反思有罪。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汙穢的言語還是惡毒的皮帶都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堅定的布爾什維克信念，就像作者王蒙所賦予他名字的深意一樣，他對黨的赤子之心實在是天地可鑒、又忠又誠。正如鍾亦成最為摯愛的淩雪所說：“黨是我們的親母親，但是親娘也會打孩子，但孩子從來也不記恨母親。打完了，氣消了，會摟上孩子哭一場的。也許，這隻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為了引起你的重視，給一個大震動，然後你會更好地改造自己……”這段言語無疑具有濃重的教條意味，不僅借淩雪之口為改造之後麵貌一新的鍾亦成表情達意，更是作者自我表白意圖的有意為之。
具有同樣功能，為文中主人公闡明政治立場和價值信仰的說教也在《雪落黃河靜無聲》中出現過。飽受屈辱的範漢儒在勞改農場擔任被視為肥缺的“雞倌”一職時受到所有人理所當然的懷疑，在那樣一個饑荒的年代，誰會不舞弊營私先填飽自己的肚子呢？在一次“黑姚期”的突擊檢查下，真相大白於天下，範漢儒寧肯吃老鼠，也不拿集體的一針一線。於是有了“黑姚期”給範漢儒送雞蛋時這樣一番有意激發讀者共鳴的話：“我沒給孩子，沒給老婆，給你拿來是看你還有中國人的骨頭：將來政策鬆動一點，你還能為老百姓辦點好事。”範漢儒的形象在這一番話中被高高托起，右派身份的範漢儒無形之中向社會棟梁轉向，通過這一細節為範漢儒正身揚名的作者叢維熙通過文學形象的打造同樣帶有自明心跡的目的。
站在接受美學的角度來看，現在的讀者讀這部分作品可能會有一個共通的感覺，那就是這些知識分子怎麼就能這麼誠摯天真得近乎誇張呢？看不到睚眥必報的負氣，卻感受到熱血沸騰的溫度，這用我們正常的心理邏輯似乎是難以解釋的。如何解釋這種今天我們看來近乎誇張的熱誠呢？或者進一步表述一下這個問題，這種英雄受難敘事模式的泛化是如何形成的呢？這有以下兩方麵的原因：
一方麵是由於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知識分子雖然是一個近代才出現的概念，但作為知識分子的前身知識階層卻是由來已久，追根溯源，中國知識分子的前生就是“士”階層。錢穆先生曾說：“中國知識分子，並非自古迄今，一成不變，但有一共同特點：厥為其始終以人文精神為指導之核心，其知識對象集中在現實人生政治、社會、教育、文藝諸方麵。”士誌於道，“一方麵，知識分子以‘道’自任，‘道統’高於‘政統’，以‘王師’、‘官師’自居，甚至要規範王權；另一方麵，王權要維持自身的合法性，必須與‘道統’合作，但又對知識分子以道自命，以道統導引、規範政統的做派總是難以接受，甚至嚴厲打擊，形成一部政統與道統、‘君’與‘師’之間既合作又離心的艱難磨合的政治史”。總的而言，在大部分情況下，知識分子的理想抱負隻有與君權相統一起來，才可能得到發揮和實現。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個人理想的知識分子揣著社會的良心充當公眾雪亮的眼睛與批判的喉舌，在漫漫而修遠的人生道路上，潛移默化地造就了一種集體無意識，那就是忠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