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著鐐銬舞蹈的“右派”
——論20世紀80年代初期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劉勤
20世紀70年代末，舊貌換新顏的神州大地在舉國歡騰之餘仍不免痛定思痛，往事並不如煙，大多數知識分子以一種身在今日、心在昨日的精神狀態重複著動蕩歲月中的夢魘，歲月滄桑，曆史鱗羽，作為曆史的見證者，更作為曆史的受難者，曆史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累累傷痕，傷及他們的靈與肉。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說便集中地反映了受難知識分子被改造、被啟蒙的煉獄經曆及心路曆程。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往往以受難者的姿態出現，他們受難的不幸符號便在於他們共通的身份符碼——右派。在小說文本中，生活在物質和精神都匱乏到極致的環境下的章永璘、索泓一、範漢儒一類作為被排除在集體和人民以外的少數，實則是因襲了一個早已經被預設和規定好的身份——“右派”。這類故事通常描述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的知識分子的命運遭際，在此過程中或明或隱地映現“反右”運動的社會背景。在右派敘事流行的20世紀80年代前期，右派故事的作者往往也是“反右”運動的親曆者，他們筆下的“反右”運動以及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的生命曆程成為比諸多曆史教科書更為生動、細致、真實的曆史說明。最為典型的是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名為“從頭越”的名家小說精品文庫係列叢書，這套叢書精選了張賢亮、高曉生、叢維熙、李國文等十位作家的代表作，這十位作家的相同點是在“反右”運動中都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勞改，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被關進了“大牆”。這套叢書的總序名為“常青的樹，開不敗的花”，序中這樣寫道：“跨過了‘真如鐵’的雄關，‘而今邁步從頭越’之後，這一批作家被積壓了二十年的才華，不僅沒有稍減，而且愈發銳利深沉。似乎是要對那‘虛度’的歲月加倍地補償，他們把青春年華的美與力儲備著，彙聚到這得以放釋能量的複出時期，凝結出這一代作家特有的最充實而瑰麗的貴重中年。”借助於這些有著相同行進線索卻有各自發展的輾轉故事，許多作家以親曆者、受難者的姿態參與了對曆史的集體回憶與重建，如王蒙的《布禮》、《蝴蝶》、《春之聲》、《相見時難》，張賢亮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叢維熙的《雪落黃河靜無聲》等等。自敘的風格、寫真的色彩、以現實主義為主的藝術手法、政治上的自我正名和強烈的革命認同使右派敘述迅速定型，也使得我們對右派敘事的剖析更加深透和有章可循。
嚴格地講，“右派”一詞是一個外來詞，一直可以追溯到18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在1791年的立憲會議中，代表大資產階級的溫和保守派由於坐在主持人的右邊，得名“右派”。1957年，毛澤東在發動整風運動後感到《事情正在起變化》，不久後，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毛澤東界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一旦知識分子被視為“右派”這樣一種和人民相對立的反動麵目出現之時，那等待他們的必然是重重“傷痕”。在1976年至1980年的四五年間，右派敘事應和著新時期傷痕和反思文學思潮成為一種主流的敘事類型，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才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可以這樣說，右派敘事是當時文壇無法逾越的一個坎，不管它有沒有達到理性之思，有沒有提升到終極的人文關懷，它都糾結了太多人的愛恨情仇。“由於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在廣大知識分子看來，這一帶有鳴冤翻案的總結更加催生了他們積鬱心中不吐不快的情緒。作家們以一隻腳邁入“新時期”的門檻、另一隻腳卻還遲遲不肯離開舊時土地的姿態返身回望“文化大革命”甚至更早以前的“反右”運動，這些沉痛的記憶是在他們腦子裏想抹去卻又欲罷不能的夢魘。於是，“文革記憶”包括“文革”本身就成為當代作家不可逾越的一個主題，“假如不先講‘文革’的故事，倘若不先給文革一個‘說法’，很多中國作家(及讀者)似乎還不能從文化、道德及價值觀的斷裂心創中真正‘生還’，他們與傳統文化及‘五四’的種種精神聯係都很難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