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右派”為主的具有“被賦身份”的知識分子在“受難者”這樣一個集體麵目之下麵臨災難的各異選擇：有的在受難之時默然承受並通過一係列體力和精神活動將他者指認的右派身份躍升為對自我塑形中受難英雄這一崇高形象的不斷暗示確證，如鍾亦成、章永璘、許靈均；有的懷抱著一顆思辨沉潛之心，以一種從容的麵貌走在時時變幻的人生舞台上，當他們身處特權、權勢等風暴中心以外成為被隔離的流亡者時，反倒更為清醒地理解了國家和個人，並通過一係列個人行為去變相實踐自身的理想與信仰，如何荊夫、曾儲、曹千裏、秦書田；也有的在苦難麵前患上了軟骨症，彎下了知識分子最堅挺的脊梁，失去了知識分子最為寶貴的操守，這種“病”中的知識分子既求助無門更無力自救，啟蒙對於他們而言不僅是奢談更是笑話，如許恒忠、奚流、蘇駿等。本文著重論述的是第一類知識分子形象，因為他們最符合大眾的期待與熱望，也最能夠寄托大眾的精神理想。作為人類基本價值的維護者，知識分子早已是一個鮮亮的超越物質和階級的理想化身份標簽，它不但承載了知識分子自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社會理想，也負擔著民眾所寄予其身的對於真理、自由、平等、道義追求的熱望。
比如一讀到鍾亦成的誓言我們就熱血沸騰：
中國如果需要槍斃一批右派，如果需要槍斃我，我引頸受戮，絕無怨言！雖然劃了右派，我仍然要活下去，我仍然能活下去，就因為我有這個堅定不移的信念，堅如盤石，重如泰山！
可以這樣說，鍾亦成這段視死如歸的獨白寫出了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難英雄的一種感情基調——對於被劃為右派非但不怨恨而是“仍然”懷有“堅定不移的信念”，這裏的“我”正是一大批被打為右派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內心默認了成為右派的事實，在和理性之思作鬥爭的過程中他們不斷暗示和強化了對右派這一身份的接受與認同。所以有學者感歎道：“知識分子幾無例外地打上了資產階級的‘原罪’標誌，可歎的是知識者自身也往往懷著贖罪心理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觀。”當然，這種接受和認同具有潛在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愛，對祖國人民的強烈的熱愛。在學界，不同的學者把這種受難英雄的愛歸納為不同的類型，比如說屈原的忠君愛國類型、兒子對母親的不離不棄類型。不管是哪種類型，我們都可以把它劃入痛並愛著的一類。由於有這種強烈的愛作基礎，導致知識分子在受難之時往往默然承受並在精神假想中自我塑形，這種自我塑形閃耀著崇高的忍辱負重的英雄主義光芒。
不管是由於家世出生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從此開始了“在清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浴三次，在堿水裏煮三次”的艱難改造曆程的章永璘，還是被資產階級父親遺棄後因為履曆表上的“資產”被流放到偏僻農場成為“資產階級右派”的許靈鈞，不管是因為四句冬小麥小詩戴上右派帽子而招來20多年不幸生活的鍾亦成，還是同樣被流放勞改20多年在勞改農場作雞倌屢遭刁難而依舊以“黃河的偉大子孫”自命的範漢儒，他們無一例外的共同點有兩處：一是同樣的右派身份，二是在右派身份標簽下的同樣的精神氣度，都以受難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愛國愛民試金場，並通過一係列體力和精神活動將他者指認的右派身份躍升為對自我塑形中受難英雄這一崇高形象的不斷暗示確證。
基於這兩處共同點，我們可以看到，壓在右派身份這座五指山下的知識分子表現出了對祖國、人民和黨的驚人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