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舊體詩詞的研究現狀與思考
江臘生
舊體詩詞是一種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文學形式，在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上曾創造出奪目的輝煌。到了“五四”期間，在衝決傳統的巨大壓力之下，一代學人把“創造新詩”作為文學革命和思想變革運動的一場“攻堅”的硬仗來打，以打破舊格律，引入新文法為突破口，主張推翻舊體詩詞的種種束縛，按照表達現代人新思維、新思想、新感情的內在要求，大膽地運用現代白話文，創造出一種新的現代自由詩體。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必要的。然而新詩采取了與傳統詩詞相對立的姿態，語言全用白話，形式上擯棄聲韻格律，追求形式自由，斷絕承傳關係，這種斷裂式的文學意識充溢於新中國成立後的學術界，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隻談白話新詩，沒有文言文和舊體詩詞的位置，成為純而又純、實則狹隘單調的新文學史。對古典詩詞的研究，則統統視之為文化遺產，僅僅截止於“五四”前的近代。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研究互不通氣，“老死不相往來”。古代文學研究者守其本位，不關注現當代詩詞的創作；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視舊體詩詞創作為“文學複古”，認為缺乏文學的“現代性”，這就使舊體詩詞長期“在野”，處於冷落棄置的境地。但舊體詩詞是一種有著頑強生命力的藝術形式，作為潛在的文學創作和精神活動，在整個20世紀它始終沒有消滯，80年代以來還呈複興態勢，並湧現了一係列可觀的成果。這些作品是中華民族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創造的精神產品和文化成果，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值得認真研究。
當代舊體詩詞的概念，一直未能定型，它的變化體現了不同文學時代對舊體詩詞的態度與認同度。毛澤東同誌首出“舊體詩”一名，所以這個稱謂一直還在使用，但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呼聲。20世紀80年代，“舊體詩”界率先推出了“中華詩詞”的稱謂，將“舊體”二字剔除，“詩詞”頓時獲得了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新生！從此，中華民族的詩歌文體，可將各種傳統體式之作都囊括進來，與外國詩歌比較則特別地顯示了中國本土文體的特色。隨後，黃修己援引“舊戲”為“現代戲”的說法，將“五四”以後舊體詩詞中反映現代生活、表現現代思想感情的，稱為“現代舊體詩詞”。他指出：“我這是先給當今的舊體詩詞加冕，加上‘現代’之冕。同時也為它們正名，既然有了‘現代舊體詩詞’之名，說明其與傳統的舊體詩詞是不一樣的，是新曆史條件下的文學新品種。這樣，便於它名正言順地步入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把它定名為‘現代舊體詩詞’，也是為了求得研究現代文學的人們的承認”。話語中透出一種命名的無奈。隨後，人們意識到“中華詩詞”也好，舊體詩詞也好，都屬於“舊”詩，而非主流的新詩。很多研究者主張新詩與舊詩平起平坐，詩歌評論界推出了一個概括性極廣的新名詞“現代漢詩”，體現了當下詩歌觀念、文學觀念的不斷變化，文學史正在慢慢走出過去的陰影。命名的變化，意味著舊體詩詞努力爭取文學史的認同。當代的舊體詩詞是否能夠像通俗文學那般入史，反映了當代舊體詩詞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舊體詩詞的觀念不斷走進文學史的過程。
目前，中華詩詞學會有成員14000多名，加上省、市、縣詩詞學會的成員和眾多詩社的成員，全國經常參加詩詞活動的人在百萬以上。全國共有公開或內部發行的詩詞報刊600多種，每年刊出幾十萬首詩詞新作。中華詩詞學會主辦了《中華詩詞》雜誌。它和以發表新詩為主的《詩刊》構成了雙峰對峙、二水分流的景觀，發行量達25000多份，遠銷海內外，是目前國內發行量最高的詩歌刊物。陳友康認為這是“舊體詩詞複興”，即指詩詞創作相對於過去幾十年的冷落和沉寂，重新獲得長足進步。它的重振，表現為作者多、詩詞組織多、發表的刊物多，社會影響也越來越大。當代舊體詩詞的創作隊伍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文人作者，二是老幹部作者。當代詩詞複興的又一表現是發表的刊物大量增加，各種詩社創辦了大量刊物，每個有一定規模的詩社基本上都有自己編印的刊物。這類刊物絕大多數是內刊。公開發行的刊物目前全國已有十餘家，其數量超過了專門發表新詩的刊物。廣州《當代詩詞》、南京《江南詩詞》、湖北《東坡赤壁詩詞》、湖南《嶽麓詩詞》等都是定期出版並具有全國影響的正式出版物。另一表現是一般報刊也紛紛發表舊體詩詞。中國詩歌界的權威刊物《詩刊》以及《星星》、《詩神》、《詩潮》等詩刊都開辟了舊體詩詞專欄，一改以往隻有極少數具有特殊政治身份的人物創作的舊體詩詞能見諸報刊的狀態，普通作者的作品都能在各種文學刊物和報紙副刊出現。這標誌著詩歌界及社會對當代舊體詩詞創作文學價值的全麵認可，同時表明舊體詩詞擁有了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和影響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