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家的創作心態、審美形式等方麵。錢理群分析了20世紀舊體詩詞創作的三次相對高潮：一是世紀初的辛亥革命前後，一是40年代抗戰時期，一是世紀末的“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後的消化期。在此基礎上，錢理群對“文革”時期知識分子的舊體詩詞創作做了分析。他認為：“他們在受到非人的殘酷迫害，身陷囹圄，甚至麵臨死亡威脅時，同時經受著精神上的痛苦、困惑的磨難，這時候，他們很自然的要到自幼耳濡目染的中國民族文化傳統中去尋求精神支持，諸如儒家的仁義、氣節，道家的通達等等，都會在這特定的曆史境遇下，得到價值與情感的認同。這樣的‘心聲’要外顯於‘言’時，舊詩詞無疑是最能隨心所欲的形式。”當中國知識分子在極度的政治高壓下感受著自身的苦痛，憂慮著民族的苦難時，積澱在他們心中的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化精神，自然地湧現出來。這種研究較為成功的有劉納對抗戰時期的郭沫若詩詞研究。他借助於郭沫若抗戰時期的舊體詩詞寫作，分析他當時創作的心態等，從文學的本體論角度，論述現代舊體詩詞的自娛、社交等作用。劉納指出：“對於受過中國舊式教育的知識分子來說，寫詩已經成為他們人生方式和感情方式的一部分。吟詩弄文這件事本身，就能給他們帶來快樂和安慰。何況，寫詩不但有明誌和自娛的作用，它還是一種必不可少的交際與應酬的工具，是一種顯示才具的手段，也常常成為一種風雅的遊戲。”同時，他指出：“閱讀優秀的舊體詩，能體味出存在於音節韻律與人生韻律之間的微妙聯係，其中某些曲折深藏的情致是很難用白話來表現的。而且，在舊體詩能表達的‘古’之情懷中，有一些人類感情生活中具普遍價值的形式，它們在不同時代裏有不同的內涵和表現，又畢竟是可以相通的。”劉納將詩詞創作與個人命運結合起來，越出詩歌本身的範疇，顯示了研究視野的擴展。
張永芳在分析新詩與舊體詩之間的異同時認為，新詩多反映社會生活，舊體詩詞則大多同個人經曆相關。新詩的生命力似乎是外在的，舊體詩詞則是內在的。這種內容上不期而然的分工，大約正是舊體詩詞的一個比較特別的長處。因此很多知識分子、學者紛紛青睞舊體詩詞，表達個人的追求與品性。而陳友康則在對20世紀學者詩人創作的宏觀研究基礎上，認為20世紀學者詩人有一個共同特點：他們是從地道的老式文人向純粹的現代文人過渡的一代，他們的文化背景中既有傳統的影子，又有現代的因素，於是在為人和創作上體現出鮮明的過渡性特點。這些特點可以歸納為民間化、自娛性、專業性和典雅性。
燕世超從舊體詩詞的詩意審美出發，認為舊體詩之所以出現生存困境，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於詩意的隱退，它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首先是創作主體情感的衰退。就文本來說，當代詩詞在語詞的運用上也表現出明顯的生存困境。當代詩詞生存困境同樣也表現在接受主體方麵。當代詩詞的生存還遇到來自文學領域其他文體的挑戰。
舊體詩詞研究主要表現為對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啟功等老一輩學者的詩詞創作研究。從“南社”詩人柳亞子勝讚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為“千古詞人共折腰”開始，到90年代關於毛澤東詩詞美學的係統研究，毛澤東詩詞的各種評注本數量龐大。截至2009年，出版的各種毛澤東詩詞的評注、鑒賞本已不下百種之多。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毛澤東詩詞的評論層出不窮，從詩詞的詮釋、典故的索解，到曆史背景、思想內涵的闡析；從主題的分析、藝術特色的歸納，到創作原則、作品風格的揭示；從單篇作品的吟誦、鑒賞，到同一題材或同一主題作品的串析、比較，以至於綜合性的大部頭研究專著。研究既有從解讀、賞析、借鑒著手的，又有從史學、美學和社會學的觀照，可謂成果豐厚。
總體來看，毛澤東詩詞研究呈現出兩個突出特點。其一是詩詞賞析作品的數量多、影響大，在普及、宣傳毛澤東詩詞及其深化研究方麵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突出的有1951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講解、周振甫注釋的《毛主席詩詞十八首講解》，1990年由臧克家任主編、蔡清富和李捷任副主編的《毛澤東詩詞鑒賞》等。其二是毛澤東詩詞研究逐步呈現出全方位態勢，特別是對詩詞美學、史學、哲理、格律等專題的研究。陳晉稱毛澤東和他的詩詞為“詩雄”與“雄詩”，雙重角色使他的詩詞自然地兼具一般浪漫豪放詩人的灑脫拔俗、即興隨意的氣派，在曆史風雲變幻中發揮重大作用的開國政治家的雄壯渾厚、本色凜然的威風，既文采斐然、情思飄逸，又酣暢淋漓、咄咄逼人；集生氣、神氣、靈氣和豪氣、銳氣為一體。在詩意品格的研究方麵，有人認為毛澤東一生中的詩詞創作非常神奇地達成了誌士與雅士之間的平衡。他以“誌士”與“雅士”來概括毛澤東的舊體詩詞創作，在二者的雙向互動中逼近毛澤東的精神品格。他認為毛澤東詩詞分為兩類。一類是與文人雅士唱和的詩詞，明顯雅意較多，唐風稍足。《七律？和柳亞子先生》、《七律？和周世釗同誌》力圖把唐詩意蘊豐厚的特點引入詞中，大段的自然景象描摹和豐富的聯想意境的凸現中不失唐人之雅。另一類是直麵工農勞苦大眾，用誌士的追求、精警平實的詩句去喚醒、激發工農民眾革命的願望和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