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魯迅自己的話說，他離開廈門有“一半”原因是“在廈門時，很受幾個‘現代’派的人的排擠”。1927年2月25日，魯迅在給章廷謙的信中如此寫道：“紅鼻，先前有許多人都說他好，可笑。”這時，魯迅應該已經聽說了顧頡剛確實要到中山大學來任教的消息據魯迅1926年11月6日給許廣平信可以知道，還在廈門時，魯迅就已知道顧頡剛要到中山大學：“顧之反對民黨，早已顯然，而廣州則電邀之。”，故出此語。“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為文學院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傅斯年(按：傅孟真)是顧頡剛的同學，學生時代同住一室。傅斯年決定聘顧頡剛為文科教授，並揚言：如聘受阻，他便辭職。為此，當時主持校務的朱家驊多次到魯迅宿舍調停，傅斯年也多次向魯迅說情，乃至雙方激烈爭論，魯迅絲毫不為所動。後來，傅斯年提出一個折中方案，讓顧頡剛“赴京買書，不在校”，但魯迅認為這是他們早有此意，而“托詞於我之反對”，堅決不回到學校。4月18日，顧頡剛到了中山大學；21日，魯迅辭去一切職務，離開中大魯迅離開中山大學的原因，不少人隻說“四一五政變”，但筆者認為下列說法更符合實際：“顧頡剛的到來，是最直接的促使魯迅很快作出辭職反應的導火線。”實際上，顧頡剛的後人顧潮也認為魯迅離開中山大學是因為她父親要到中山大學：“(4月)17日抵廣州後，父親見到傅斯年，方知魯迅在中大宣揚謂顧某若來，周某即去；並知魯迅恨自己過於免其教育部僉事職之章士釗，大有誓不兩立之勢。魯迅一知道父親來了，即於20日辭職；傅斯年亦為魯迅反對父親入校而辭職。”。5月11日，孫伏園在武漢《中央日報》副刊第48號發表了《魯迅先生脫離廣東中大》的文章，以通信形式說明了魯迅脫離中大的原因。見報後，顧頡剛於7月24日寫信給魯迅：“務請先生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魯迅接信後作《辭顧頡剛教授令“候審”》，揭穿了他的詭計。由此可見，魯迅對顧頡剛是多麼深惡痛絕。現在，聽說顧頡剛也要到中大，種種往事湧上心頭，魯迅決定動手創作《鑄劍》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到廣州後，魯迅動筆創作《鑄劍》，除自己深惡痛絕的顧頡剛接踵而至外，還與他到廣東後看見的現實有關：從魯迅1927年3月24日寫作的《黃花節的雜感》、4月8日在黃埔軍官學校作的《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4月10日寫作的《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等文章可以知道，魯迅到廣州後看見的現實印證並加深了他在廈門時對國民黨、現代評論派和研究係的看法。
四、《鑄劍》與高長虹的關係
除上麵提到的與高長虹有關的內容外，《鑄劍》中還有部分內容與高長虹有關。
眉間尺複仇的傳說主要來源於《列異傳》、《搜神記》，在這兩種版本中，大王殺掉幹將的原因都是將雌劍獻出而將雄劍藏起來。魯迅創作《鑄劍》時卻這樣寫道：“他說：‘大王是向來善於猜疑，又極殘忍的。這回我給他煉成了世間無二的劍，他一定要殺掉我，免得我再去給別人煉劍，來和他匹敵，或者超過他。’”其原因與《奔月》中逢蒙射殺後羿的原因何其相似：後羿教會了逢蒙射箭，逢蒙為了能出人頭地，射殺後羿。而《奔月》中的逢蒙是影射高長虹的，已成學界定論。
《鑄劍》第2部分中還有這樣一句話：“我的靈魂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自己！”這一句話應該主要是針對高長虹的。進入1925年後，魯迅便仿佛交了“華蓋運”，鬥爭不斷：先是在女師大事件和“三？一八”慘案中與陳西瀅、楊蔭榆、章士釗等鬥，到了廈門後不久又與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高長虹等人鬥。與陳西瀅、楊蔭榆、章士釗等鬥，魯迅是無所顧忌的，但與自己一手培養出來的高長虹鬥，卻傷透了魯迅的心。高魯衝突的爆發對魯迅的精神打擊是“格外沉重的”：“魯迅所產生的，是強烈的‘被利用感’——這是繼1923年‘兄弟失和’之後第二次同樣性質(至少他自己主觀感覺如此)的精神打擊……魯迅在五四時期所自覺選擇的以‘進化論’為基礎的‘發展自我與犧牲自我互相製約與補充’的倫理模式，受到了嚴重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