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鑄劍》寫作的時間、地點及其意義
廖久明
對《故事新編》，魯迅自己評價不高，對《鑄劍》卻另眼相看：“《故事新編》真是‘塞責’的東西，除《鑄劍》外，都不免油滑。”加上《鑄劍》的寫作過程相當複雜，因而涉及的內容也很複雜，所以研究的文章不少，爭議也很大。因搞清楚《鑄劍》寫作的時間、地點對理解作品意義重大，“不僅解決了史料的準確性，主要則是看到了魯迅這一段不平凡的生活曆程、思想發展及其戰鬥精神；特別是有助於對作品的主題的深入理解”，所以，單《鑄劍》寫作的時間、地點就存在著很大爭議——多數人認為1926年10月在廈門完成了1、2節，1927年4月3日在廣州完成了3、4節。早在1979年，朱正先生就在《鑄劍不是在廈門寫的》中如此寫道：“關於《鑄劍》，看來可以斷定：寫作時間：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而不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寫作地點：廣州白雲路白雲樓，而不是廈門的石屋裏；最先發表的刊物乃是《莽原》，而不是《波艇》。”也許因為朱先生考證時依靠的證據主要來源於《鑄劍》以外，所以，收有《鑄劍不是在廈門寫的》的《魯迅回憶錄正誤》盡管影響很大，但直到21世紀仍有人認為“《眉間尺》的一、二節是在廈門寫的，三、四節是在廣州寫的”。李允經先生最近更認為，魯迅1935年12月在自編《故事新編》時在《鑄劍》後補記的時間“1926年10月作”“沒有錯，也不會錯”。既然弄清楚《鑄劍》寫作的時間、地點有如此重要意義且爭議如此巨大，筆者便不揣淺陋，結合《鑄劍》本身對這一問題做一考證，同時談談該作品的意義——凡朱正先生已論及的地方筆者不再贅言。不當之處，還望專家多多批評指正。
一、1、2節不可能寫於1926年10月
從內容可以推斷，1、2節不可能寫於1926年10月。第2部分中有這樣的話：“‘哎，孩子，你再不要提這些受了汙辱的名稱。’他嚴冷地說，‘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幹淨過，現在卻都變成了放鬼債的資本……’”這段話至少有一大部分是針對高長虹的。我們知道，魯迅寫文章有一顯著特點，喜歡在文章中引用論敵的語句以達到諷刺目的。如果說“仗義”有可能針對現代評論派的話——魯迅1927年9月3日創作的《辭“大義”》便主要是針對現代評論派的，那麼“同情”很明顯是針對高長虹的——正如《魯迅全集》對該小說中“放鬼債的資本”的注釋所說：“作者在創作本篇數月後，曾在一篇雜感裏說，舊社會‘有一種精神的資本家’，慣用‘同情’一類美好言辭作為‘放債’的‘資本’，以求‘報答’。參看《而已集？新時代的放債法》。”而《新時代的放債法》中的“精神的資本家”是指高長虹已成學界定論。高魯衝突爆發後，高長虹除在《公理與正義的談話》中將自己打扮成公理和正義的化身外，還在《時代的命運》中如此說：“不妨說，我們是曾經過一個思想上的戰鬥時期的，他的戰略是‘暗示’，我的戰略是‘同情’。”明明是自己挑起爭端，高長虹卻在這兒擺出一副與人為善的樣子，其荒謬性不言而喻，魯迅對其進行諷刺也在情理之中——魯迅12月22日完稿的《〈走到出版界〉的“戰略”》引用的第一句話便是這句。而《時代的命運》和《公理與正義的談話》發表在1926年12月12日出版的上海《狂飆》周刊第10期上。根據10月17日出版的《狂飆》周刊第2期魯迅10月23日收到、11月7日出版的《狂飆》周刊第5期11月15日收到可以推斷，魯迅收到《狂飆》周刊第10期的時間當在12月20日左右。由此可推斷，1、2節的寫作時間不可能早於12月中旬。
二、魯迅誤記為1926年10月的原因
盡管1、2節的寫作時間不可能早於1926年12月中旬，魯迅在收入《故事新編》時寫上“一九二六年十月作”的落款卻是有原因的。
小說第一部分中有這樣一段話：“過了一會，才放手，那老鼠也隨著浮了上來，還是抓著甕壁轉圈子。隻是抓勁已經沒有先前似的有力，眼睛也淹在水裏麵，單露出一點尖尖的通紅的小鼻子，咻咻地急促地喘氣。”並說：“他近來很有點不大喜歡紅鼻子的人。”隻要看過魯迅書信的人都知道，此“紅鼻子”指顧頡剛。盡管在9月20日和30日給許廣平的信中魯迅都表達了對顧頡剛的不滿，但這不滿畢竟不嚴重。從給許廣平的信中可以知道，從10月中旬後，魯迅對顧頡剛的厭惡之情明顯加深：“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顧頡剛之流已在國學院大占勢力，周覽(鯁生)又要到這裏來做法律係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彌漫廈大。在北京是國文係對抗著的，而這裏的國學院卻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此地研究係魯迅在1926年10月16日給許廣平的信中說“現代評論色彩，將彌漫廈大”，此信又說“此地研究係的勢力，我看要膨脹起來”，由此可知，魯迅是將現代評論派與研究係相提並論的——魯迅11月3日給許廣平的信說顧頡剛為“研究係下的小卒”便是最直接的證據。的勢力，我看要膨脹起來，當局者的性質，也與此輩相合”，“研究係比狐狸還壞，而國民黨則太老實，你看將來實力一大，他們轉過來拉攏，民國便會覺得他們也並不壞……國民黨有力時，對於異黨寬容大量，而他們一有力，則對於民黨之壓迫陷害，無所不至，但民黨複起時，卻又忘卻了，這時他們自然也將故態隱藏起來。上午和兼士談天，他也很以為然，希望我以此提醒眾人，但我現在沒有機會，待與什麼言論機關有關係時再說罷”。魯迅在1927年4月10日完稿的《慶祝滬寧克複的那一邊》中如此寫道：“革命的勢力一擴大，革命的人們一定會多起來。統一以後，我恐怕研究係也要講革命。去年年底，《現代評論》，不就變了論調了麼？和‘三一八慘案’時候的議論一比照，我真疑心他們都得了一種仙丹，忽然脫胎換骨。”兩相比較不難看出，它們的意思相近。由此可知，魯迅此時確有打算寫作提倡不妥協的複仇精神《鑄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