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此時打算寫作《鑄劍》，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當與女師大有關。8月26日，魯迅離開北京，“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從給許廣平的信可以知道，盡管離開了北京，自己曾經為之付出過心血和汗水的女師大發生的事情仍然牽動著魯迅的心：“看上海報，北京已解嚴，不知何故；女師大已被合並為女子學院，師範部的主任是林素園(小研究係)，而且於四日武裝接收了，真令人氣憤，但此時無暇管也無法管，隻得暫且不去理會它，還有將來呢”；“女師大的事，沒有聽到什麼，單知道教員大抵換了男師大的，曆史兼國文主任是白月恒(字眉初)，黎錦熙也去教書了，大概暫時當是研究係勢力”；“‘經過一次解散而去的’，自然要算有福，倘我們在那裏，當然要氣憤得多”……盡管魯迅不會像在北京那樣“氣憤”，但還是“氣憤”卻是毫無疑問的。10月14日，魯迅將自己在離京前4天在女師大學生會舉行的毀校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的演講《記魯迅先生的談話》。後寫上附記，並將篇名改為《記談話》收入《華蓋集續編》，“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
應該正是以上兩方麵原因，才使魯迅1926年10月打算寫作《鑄劍》。也正因為如此，魯迅後來才會在《鑄劍》末尾寫上“一九二六年十月”這樣的落款。所以，丸尾常喜先生下麵的觀點應該是站得住腳的：“在篇末所記的1926年10月這一時間裏麵，與其說反映了編輯《故事新編》時記憶的模糊，毋寧說在魯迅的記憶裏存在著某種對《鑄劍》的構思起過重要作用的東西這種可能性更強。”
盡管有了想法，魯迅卻並沒有動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沒有與“什麼言論機關有關係”。在筆者看來，實際上還有以下原因：一、讀讀此段時間魯迅的書信便可知道，當時廈門大學的吃住條件極差，不但浪費了他大量的寶貴時間，還使他內心感覺很不舒服；二、魯迅在廈門大學不但有教學任務，還有研究任務；三、與許廣平的分離不但令他牽腸掛肚，他還花時間寫了不少情書；四、莽原社內部矛盾爆發，不但傷透了魯迅的心，他還花時間寫作了以下文章：《寫在〈墳〉後麵》(11月11日)、《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啟事》(11月20日)、《〈阿q正傳〉的成因》(12月3日)、《〈走到出版界〉的戰略》(12月22日)、《新的世故》(12月24日)、《奔月》(12月30日)。
三、魯迅1927年4月初動筆的原因
1927年1月16日，魯迅“午發廈門”；18日到達廣州，“晚訪廣平”；19日“晨伏園、廣平來訪，助為移入中山大學”；20、22、23、24日，魯迅接連看了四場電影(《魯迅日記》)。這段時間，魯迅“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從以上文字可以看出，自從魯迅到廣州後，妨礙他寫作的多數原因已不存在。與此相反，顧頡剛要到中山大學的消息卻使他寫作提倡不妥協的複仇精神的文章的願望更加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