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詩刊》1957年9月號刊出徐遲《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田間《艾青，回過頭來吧！》、黎之《反對詩歌創作的不良傾向及反黨逆流》等文和郭小川《發言集》、公木《惡鬼底畫像》、嚴辰《洋奴的悔和恨》、顧工《喂！同誌，你應該站起來大聲發言》等詩。編者《反右派鬥爭在本刊編輯部》說：“本刊編委之一呂劍，編輯唐祈，是兩個右派分子。”“新華社八月四日的電訊中，曾經揭露呂劍、唐祈兩人的右派麵目和他們的一些罪惡活動。這個電訊發表在五日各報上。電訊中提到呂劍、唐祈假借‘幫助黨整風’的名義，先在作協召集的民盟盟員座談會上，攻擊‘人民文學’和作協的黨組織。他們一不做，二不休，又到‘文彙報’駐京辦事處開會，密謀‘公開’作協的問題。而後，按照了議定的謀劃，呂劍、唐祈又在‘人民文學’的整風會上，大舉進攻。他們汙蔑了作協的肅反運動，還說‘人民文學’編輯部是‘宗派主義’的，‘黨包辦’的，並特別惡毒地挑撥‘人民文學’編輯部和非黨作家的關係。”“根據繼續揭發的材料和他們自己的交代，已經證明：他們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中的骨幹分子李又然有著密切的關係。李又然和呂劍、唐祈在一起策劃，並供給了他們進攻用的炮彈，企圖為丁、陳反黨分子翻案。呂劍、唐祈已經承認他們充當了這個反黨集團外圍的‘哨兵’。他們的其他活動，他們和其他右派分子的關係，則正在繼續的揭發中，他們自己也陸續地交代了一些。”“本刊另一編委，詩人艾青，最近在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上受到了嚴正的批判。艾青的反黨言行被揭發了。他和丁玲、陳企霞、江豐這些反黨集團以及吳祖光右派集團都有關係。他充當了這些集團中的聯絡員，為他們傳播反黨活動消息。一個深夜，艾青主動招待‘文彙報’記者，告訴他們所謂‘文藝界的兩個底’，汙蔑黨批評丁玲、陳企霞、江豐是黨內宗派主義，挑動‘文彙報’向黨進攻。此外，他也說過各式各樣反黨、反領導的言論。”“艾青被揭發了。他的靈魂深處也是很腐朽、很卑劣、與‘詩人’和‘人類靈魂工程師’的光榮稱號全不相稱的。這也難怪他近年來的創作缺少革命的情緒和生活的氣息，甚至在一些作品中流露了對黨的領導和對黨的文藝政策對抗的情緒。”“本刊其他幾個編委和編輯部工作同誌都積極參加了對艾青的揭發和鬥爭。與這同時，編輯部也積極地開展著對呂劍、唐祈的鬥爭，要他們老老實實、徹底地交代問題。鬥爭將堅決地、深入地進行下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田間文章講：“在艾青的身上，原有的腐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作風，沒有經過多少改造，而他又很怕改造；進城以後，尤其是這幾年，發展到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經常埋怨黨，講怪話，從不老老實實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誣蔑黨內有些同誌打擊他、壓製他，和黨對立；他對黨的工農兵文藝方針，也是不感興趣的。終於他走上反黨的道路。‘大鳴大放’期間，他是一位非常活躍的角色，奔走在幾個反黨集團之間，幾處點火。他的這些反黨言行，誰能容忍？我們絕不能因為他是一個有一些成就的詩人，就允許他反黨，允許他生活墮落腐化。在我們的生活中，他絲毫沒有這種權利。”黎之文章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提出以後，詩歌創作不論從題材上和形式上都比過去寬廣了，數量也大大增加了。在我國文學藝術的花園裏，詩歌開始開放了五彩繽紛的花朵。”“可是，我們同時不能不看到，這一個時期詩歌創作上出現了一些不良的傾向以至毒草。為了使我們的詩歌創作健康的發展，為了保衛社會主義事業，我們都必須和這些不良傾向以及那反黨反人民的毒草進行鬥爭。”“我們知道詩應該是時代的聲音，應該是戰鬥的號角。但是在詩歌創作上前一時期卻出現了低沉、憂傷的調子，出現了一些帶有濃重的小資產階級情緒，甚至資產階級低級庸俗感情的詩。而這些東西在某些刊物和某個時期某些地方竟占了上風。如‘星星’詩刊創刊號就出現了一些色情的和有反黨情緒的詩，現在我們知道它是被右派分子霸占的一個反社會主義的陣地，直到最近這個情況才改變的。”“發表在‘延河’七月號張賢亮的‘大風歌’，也是一首表現了反動情緒的詩。這首詩寫得比較含蓄，初讀的印象好像隻表現了作者狂怒的情緒，但仔細一讀，還是可以看出作者的真實含意的。”“‘要破壞一切’！倒［到］底他要破壞什麼呢？原來是：‘庸俗的、世故的、官僚圈子’。那些敵視社會主義的人們總是罵新社會‘庸俗’，罵新社會到處是‘官僚’而要一棒子打死。‘大風歌’也就是企圖在反‘庸俗’和‘官僚’的幌子下，破壞新社會的一切。”
25日《奔流》1957年9月號刊出本刊編輯部《我們的檢討》和賀力震《右派分子蘇金傘的真麵目》、牛星鬥《蘇金傘的反動文藝思想》、李書《“詩人”的秘密》等文。《我們的檢討》講：“刊物對培養新作家負有重大責任；發現和培養了多少有才能的作者，是衡量一個刊物成績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奔流’在‘編者的話’中雖曾提到這一問題，但在右派分子的掌握下，與編輯部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支配下，實際執行的結果，是脫離省內廣大青年作者，扼殺了新興的創作力量。右派分子蘇金傘認為新起的作者是‘政治上的寵兒，藝術上的無知’，對培養新作者進行惡毒的誣蔑說‘刊物培養新作者是醜表功’，他‘恥與新作者為伍’。而我們編輯部也出現了‘自然淘汰論’。所以在‘奔流’第三期‘編者的話’裏，就公然提出了‘跳高’問題；這樣，廣大青年作者就被拒於大門之外了。”“不僅如此，‘奔流’在右派分子蘇金傘、欒星等所謂‘立足河南，麵向全國’的口號下，在編輯部的追隨下，完全抹煞了刊物反映河南人民的生活鬥爭、曆史傳統和地方特點這一任務，因襲了舊社會的私人拉稿約稿路線。蘇金傘等這種通過私人朋友交往稿件，也就抹煞了選稿標準。朋友寄來好的作品固是香花，毒草也成了香花。為同仁吹捧，為朋友拒絕批評。所謂‘跳高杆子’又是可升降的了。如李白鳳的詩‘落日’、陳雨門的詩‘無聲的春雨’、欒星的雜文‘說話難’等，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刊登出來的。蘇金傘的詩作，不少讀者的批評稿件寄來，都被壓住沒有發表，而一至七期僅發了一篇評論稿件，卻恰是為蘇金傘捧場的。問題很明顯了，所謂‘質量’，不過是排一排老朋友的名單，來排斥新生力量，把刊物變成朋友們的名利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