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中國新詩:1957(下)(3)(1 / 3)

12日《解放軍文藝》1957年9月號刊出詩歌特輯,刊有江楓《我們挺身戰鬥》、肖英《右派分子的臉譜》、徐遲《我的歌》、公劉《河西行》、李瑛《時代紀事》等詩。該刊1957年10月號《編後記》說:“詩歌方麵,我們在九月號出了特輯,不但集中地發表了較大數量的詩,而且極力注意到詩的質量,注意到發展其不同的風格,極力發揚詩歌歌頌社會主義建設、鼓舞建設者的戰鬥意誌的作用,以及它在反右派鬥爭中的號角的匕首作用。這些努力引起了廣大讀者的共鳴,獲得了廣大讀者的支持。我們要擴大這方麵的戰果,準備一九五八年一月號再來一個詩歌特輯。”

14日《人民日報》刊出沙鷗的詩《臉譜種種續集》,有《馮雪峰》、《艾青》、《李又然》、《陳明》4首。

15日《文藝報》1957年第23號刊出李季、阮章競的文章《詩人乎?蛀蟲乎?》和李寶靖的文章《李白鳳要歌頌的是些什麼?——評李白鳳的詩和〈給詩人們底公開信〉》。李寶靖文章講:“李白鳳的‘致詩人們底公開信’(《人民文學》1957年7月號)是一篇誣蔑黨的文藝領導、充滿著反黨的右派思想的文章。這篇文章的許多錯誤論點,都是從作者的陰暗的思想情緒述說出來的。他特別厭惡和反對詩人們用最好的形容詞——太陽來歌頌新時代的光明、歌頌偉大的共產黨和敬愛的領袖。他說:‘在我們的詩歌中,有著不同簽名而內容變化不多的歌頌太陽的詩。……過多的使用太陽這一象征不覺得單調麼?’顯然,長期呆在陰暗的角落裏,或者和陰暗角落的氣味相投的人,是怕見太陽的。”

15日《青海湖》1957年9月號刊出王浩《韓秋夫、程遠反黨聯盟“理論家”的自白書——反右火線傳單詩五則》、秀山《斥反動詩——“林中試笛”》等詩。

15日《新港》1957年9月號刊出鄒荻帆《斥丁、陳反黨集團》、白樺《毒菌——為丁玲畫像》、公劉《粉碎章羅集團的惡性“大發展”》、顧工《他忘記了……——在黨內有這樣一個右派分子》等詩,編者《這一期》講:“這期的詩,主要的都是些反右派內容的詩。許多詩人如鄒荻帆、公劉、白樺等同誌對我們熱誠協助,是應當在此誌謝的。”

20日《文學雜誌》第3卷第1期刊出梁文星(吳興華)《絕句》、餘光中《浮雕集》等詩。

22日《文藝報》1957年第24號刊出阮章競《“宇宙歌王”》、聞捷《塔塔木林畫像》等詩和署名“記者”的報道《艾青是怎樣“檢討”的?》。報道說:“在作家協會黨組擴大會議第24次會議上,胡海珠同誌代表在作協整風辦公室工作的八位同誌發言,揭露了艾青怎樣做‘檢討’的故事。”“艾青發言中‘關於和吳祖光新鳳霞的關係’這一部分的檢討和交代,完全是他愛人高瑛替他寫的,不僅從筆跡上可以看出那是高瑛的字,從內容上和語氣上也完全可以肯定這是高瑛替他寫的。他談到吳祖光第三次到他家時,發言稿上寫著‘是在我生孩子之後’!(胡海珠念到這裏,全場大笑)說到他們夫婦有一次到吳祖光家吃飯的情形,發言稿上說:‘席間大家大談笑話,艾青聽著很少插嘴,我和新鳳霞談家常。’(全場笑)……這不是高瑛的語氣是誰的語氣?艾青同誌對黨沒有一絲一毫的誠意,他是以怎樣卑劣的態度來對待這場嚴肅的鬥爭,對待同誌們的批評,從這裏不是看得十分清楚嗎?”

24日《人民日報》刊出徐遲的文章《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文章講:“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而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講他是靠國際影響吃飯的。他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的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艾青是非常驕傲的。別人的作品從來都不在他眼裏(可以參看他的‘詩論’)。他對同時代的詩人都誹謗過,諷刺過,甚至對同時代的外國大詩人也在口頭上散播過許多刻薄話。其實別人的詩他很少看。這兩年幾乎根本不看。他對整個文藝界抱著虛無主義的態度。他一直是抗拒著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他刻薄地說:‘現在有一些人,創作不出來了,就搞理論,理論也不行了,就幹行政。結果呢,行政管理論,理論又管創作。一層管一層,創作就給管得枯萎了。’”艾青近幾年的作品大體說來分為兩類,“一類是暴露了他的不滿情緒的。一類是偷運資產階級的頹廢派、現代派詩風的”。《在智利的海岬上》“這首詩真真是現代派詩風的走私了”。“這首詩非但沒有熱情明朗地描繪一個政治鬥爭,卻反而寫得晦澀難懂,引起每一個讀者的許多猜測,大家像打燈謎一樣。但燈謎還是有底的,這些詩句卻連謎底也沒有。我們要反對這種詩風。它的底細,其實我們也摸的很清楚:這種晦澀和朦朧正是資產階級的頹廢派詩歌的特點,它們和資產階級的世界主義有著血緣的親族關係。二十年前,艾青曾經從歐洲帶回一枝阿波裏奈爾的蘆笛,用它來吹過革命的歌曲。時代大踏步的前進了,他應該拋棄這樣的音樂了。”“這樣看來,艾青這兩年有何改變?他何曾為社會主義歌唱?他寫的“‘官廳水庫’顯得很平庸。事實是艾青這兩年生活得很不正常,很腐化,很墮落,驕傲已極,和一些反黨分子來往到了親密無間的程度。原來問題還不在於他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而首先在於他今天能不能過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