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北京師範大學校刊編輯室編的《師大教學》報第188期刊出報道《彭慧、穆木天的“檢討”是對黨的反撲——中文係全體教職工對此極為憤怒，揭穿了他們的反撲陰謀，作了徹底揭露和批判》，雲：“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急先鋒、叛徒夫婦——彭慧和穆木天，在上次大會批判揭發鬥爭後，經過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寫出了他們的所謂檢討。在‘檢討’中，他們不僅沒有徹底交代，向人民低頭認罪，而且對黨進行反撲。八月十五、十六日下午，中文係黨總支召開全係教職工大會，對彭、穆的反撲進行反擊。會議由李文保同誌主持。會上，大家表示了極端的憤怒，對彭、穆的反撲的陰謀，作了徹底的批判和揭露。兩天大會發言的有二十三人。”
24日《人民日報》刊出新華社消息：改組編輯部扭轉政治方向“星星”除去毒草開香花。新華社成都21日電：“自創刊以來一直被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等把持的《星星》詩刊編輯部，最近已進行改組。新改組的編輯部在17日給國內許多詩人的信中，這樣寫道：‘《星星》詩刊現已是反擊右派的陣地，是社會主義詩歌陣地！’”“從已發排的第九期所刊登的詩歌就可以看出這個刊物的政治麵貌有了改變。在這一期刊有十多首反擊右派的詩，占了這期刊物四分之一以上篇幅，其中有工人、戰士和彝族青年的作品。此外還有歌頌祖國建設的詩篇。”
25日《詩刊》1957年8月號刊出袁水拍《一場惡戰》、柯仲平《反右派的歌》、林庚《在曆史的航程中前進》、阮章競《招魂》、公劉《我們的生活向右派宣戰》、李瑛《貼在街頭》等詩和沙鷗《“草木篇”批判》、鄒荻帆《李白鳳的公開信》、屠岸《莎士比亞的照妖鏡》等文。鄒荻帆文章講：李白鳳的信“一開始，他仿佛在給詩人們獻頌詩一樣，‘為你們能唱出這末多豐富而美好的讚美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民族、國家、人民的雄壯而快樂的詩歌感到無限的欽佩。’接著，他這樣提出：‘我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製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裏，詩人們替自己劃定了寫作範圍，就在這樣的小天地裏回旋著。’請看，他的前提和結論，竟是多麼互相矛盾。一個頌揚的前提，一個詆毀的結論。如果聯係起來解釋，那就是說：他認為‘讚美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民族、國家、人民’的詩歌，實在並沒有什麼可欽佩的，因為，他‘感覺到詩歌的創作被限製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裏’。這裏，他的讚美很廣泛，但極空洞。姑且不論是否我們的詩人已經唱出了這樣雄壯而快樂的詩歌，如果按照他的說法，是已經唱出了這樣的詩歌，那怎麼能還說是‘限製在如此狹窄的領域’呢？李白鳳所要的是怎樣的‘寫作範圍’呢？難道我們還應該讚美資產階級，讚美資產階級在中國的一去不複返的時代嗎？是的，李白鳳並沒有明白地提出來歌頌資產階級，但他在感覺到詩人們的讚美是在‘小天地裏回旋著’之後，進一步來反對我們的詩人們，誣蔑我們的詩人們了。”“他是用了他的‘現代派’筆法，誣蔑了我們的詩人和我們的時代。難道他的公式不是這樣在演繹：詩人們唱出了豐富而美好的讚美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的詩歌，——但是是限製在如此狹窄的領域裏，——這是因為詩人選定了不那末太多的詩歌寫作方法，——這是由於‘我們還不容許不同風格的詩歌有充分發表的可能性’，——這就造成了如馬克思針對當時德國‘最新審查條例’所說的：‘它隻準許產生一種色彩，官方色彩’，——而後要我們參考參考。”
31日《現代詩》第19期刊出馬朗《島居雜詠四章》、黃荷生《可憐的語言十首》等詩和紀弦的文章《從現代主義到新現代主義——對覃子豪先生〈新詩向何處去〉一文之答複》(一)。
8月中國詩人聯誼會在台灣成立，鍾雷、上官予、紀弦、覃子豪為常務委員。紀弦講：“中國詩人聯誼會(簡稱“詩聯”)，成立於一九五七年詩人節後，是由我和覃子豪、鍾鼎文、鍾雷、上官予、宋膺、左曙萍等共同發起的。這是一個聚全國詩人於一堂，主要以聯誼為宗旨的團體。但是我們沒有固定會址，隻好借‘文協’水源路的老房子開會。那時候(一九五四年以後)，各大專院校差不多都有一個詩社的組織，例如台大的‘海洋詩社’、師大的‘噴泉詩社’、文化學院的‘華岡詩社’、台北醫專的‘北極星詩社’(喻麗清任社長)等等。同學們時常邀請我和其他詩人去作專題講演，開座談會，有時他們舉行朗誦比賽，就請我們去評分，所以‘詩聯’的會務也相當的繁忙。在台灣，最初幾年，特別是一九四九、一九五○這兩年，軍中文藝空氣十分濃厚，一般軍人都愛寫詩，而新詩的讀者也多半都是軍人。直到一九五一年後，大專和高中的學生們方才開始愛好文藝，開始寫起詩來。由軍中而校園，寫詩和讀詩的戰士與青年，一年比一年多起來了。因此，‘詩聯’的組織與活動，在當時，的確是有其必要的。”(《紀弦回憶錄？第二部》第80頁，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8月《黎？穆特裏夫詩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8月沙鷗的兒童詩集《快去迎接春天》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8月童晴嵐的詩集《海堤詩草》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