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張自英的詩集《下弦月》由反攻出版社出版。
8月李季、姚以壯、朱紅兵的詩集《銀川曲》由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
8月高平的詩集《拉薩的黎明》由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收有《懸崖上的繩索》、《藏族騎手》、《鋼鐵的城》等詩。
8月顧工的詩集《這是成熟的季節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我們在海防線上》、《開羅嗬！你的名字就是勝利》、《這是成熟的季節啊！》、《戰士的榮譽》等詩37首，分為2輯，有作者《後記》。
8月劉文玉的詩集《柳笛集》由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為“青年文藝創作叢書”之一種。收《柳笛》、《煉鋼爐旁》、《春天的使者》、《塔山下邊梨花開》等詩39首，有作者《後記》。《後記》說：“幾年來在黨的培養下，使我在業餘時間裏寫了點不成熟的詩稿。”“叫它‘柳笛集’，是因為它不成熟，正像用柳枝擰成的笛兒一樣。不過，孩子們在春天裏吹奏，雖說沒腔沒調，卻能表達點家鄉的味道。如果說這個集子是詩，也僅僅是傳達了些微家鄉變化的聲音罷了！”
8月王希堅的詩集《遠方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天安門前》、《又一座大廈開工了》、《列寧墓》、《在朝鮮時我又想起》等詩34首，有作者《後記》。《後記》說：“最近幾年寫的詩很少，回顧起來自己也不夠滿意，但在這幾年當中，也的確作了不少探索和努力，下過一些工夫。這裏的幾篇短詩，從它的風格的參差不齊和內容的蕪雜不一來看，就可以看到我的摸索前進的痕跡。有些地方自己覺得好像有些心得，有些地方又還不敢肯定。在這本小冊子能和讀者見麵的時候，我很希望能夠從此得到一些意見和批評，使我能從參照啟發當中，找到一個更明確的方向。”
8月嚴陣的詩集《春啊，春啊，播種的時候》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收《春啊，春啊，播種的時候》、《縣委書記》、《拖拉機來了》、《水兵回到家鄉》等詩37首。該書《內容說明》講：“這部詩集包括三十六首短詩和一篇長詩‘風暴歌’，都是描寫淮河平原上的農村生活的。這些短詩，從不同的方麵，描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給淮河平原帶來的嶄新的生活氣象，和人民思想感情的變化。長詩‘風暴歌’，寫出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的階級鬥爭，同時還穿插著一對純潔青年的戀愛故事。這些詩作，語言樸素，帶有濃厚的抒情情調。”
8月江西人民出版社編的《農村詩選》由該出版社出版。收黃思詠《敲鍾老人》、張弦《我們的母親恢複了青春》、李耕《秦老漢的脾氣》、文莽彥《進城的姑娘》等詩35首。
8月公木的詩論集《談詩歌創作》由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收《和初學寫詩的同誌漫談關於寫詩的問題》、《邵燕祥的詩》、《談中國古典詩歌傳統問題》等文8篇，有作者《我愛》詩一首代序。該書《內容提要》說：“本書包括談詩歌創作的文章八篇。其中，‘和初學寫詩的同誌漫談關於寫詩的問題’一文，詳細分析了初學寫詩者一些不正常的思想，例如認為‘寫詩隻要有真實的感情就行’、‘隻要思想正確就能寫出好詩’等等。‘邵燕祥的詩’等五篇，是對幾個青年詩人的作品的評介，指出了這些詩作的優點和缺點。其餘兩篇，是談中國古典詩歌的傳統問題的，文章中討論了古典詩歌的傳統究竟是什麼，以及應該怎樣繼承和發揚這個傳統。”
1957年9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第9期刊出本刊編輯部《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詩刊的罪惡活動》一文和曦波《右派“作家”進行曲》、梁上泉《邊山詩草》等詩。編輯部文章講：“‘星星’詩刊1-8期，為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白航所把持，篡奪了黨對‘星星’詩刊的領導，篡改了‘星星’的政治方向。現在，‘星星’詩刊編輯部已經改組。改組後的編輯部，對‘星星’詩刊1-8期作了初步的檢查”，所檢查出的“毒草”作品，“除‘草木篇’和‘吻’而外，我們認為還有‘風向針’(右派分子流沙河化名陶任先，4期)‘傳聲筒’‘泥菩薩’(白鴿飛，6期、5期)‘步步高升’‘我對著金絲雀觀看了好久’(右派分子長風，2期)，我們所以把這些當作毒草提出，因為從政治思想傾向上看，它們是不符合六條標準的，有的異常惡毒地誣蔑黨的領導；有的則辱罵人民、辱罵新社會，造謠新社會沒有自由，人民甘願過不自由的生活；有的則進一步詆毀我們的社會製度，散布官僚主義是社會製度產物的讕言，實質上宣傳了取消黨的領導，推翻人民民主專政製度的主張，和全國各地的右派分子唱著同一個調門”。
1日《處女地》1957年9月號《鋒芒指向右派》欄刊出師田手《黨》、苗雨《給流沙河的“草木篇”》、方冰《是克雷洛夫的狗熊嗎？》、沙鷗《未亡人》等詩。
1日 1957年9月號刊出陳瘦竹的文章《什麼“同人詩刊”》，說：“江蘇省人民廣播電台文藝編輯部右派分子王染野，曾經拉攏一些對黨不滿的人，想要創辦一個‘同人詩刊’，企圖和‘雨花’文藝月刊及‘新華副刊’唱對台戲。他們為什麼要辦‘同人詩刊’呢？那是因為他們毀謗黨所領導的文藝刊物是‘宗派把持’，有‘門戶之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毀謗黨的文藝刊物呢？我們隻要檢查一下他們所糾合的是那一些‘同人’和要創辦的是那一種‘詩刊’，那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真相了。”“這樣一批‘同人’，能夠辦出什麼一種‘詩刊’來呢？這個右派刊物雖然還沒有出版，可是據說早已有了編輯方針，其中一條，便是不登歌頌‘機器轟隆響、大紅花’的詩篇。所謂‘機器隆轟響’，當然是指工農業的建設而言。隻有一切勞動模範和戰鬥英雄以及其他為人民立功的人，才有資格戴上‘大紅花’。今天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正以極大的熱情和極高的速度在建設社會主義，不僅在工廠車間裏和拖拉機站裏有‘機器轟隆響’，而且在荒山野窪人跡罕至的地方也有‘機器轟隆響’。我們每天都可以聽到從各個戰線上傳來的捷報，遇見為人民立了功應該戴上‘大紅花’的先進的人們。我們正是依靠了‘機器轟隆響’以及戴‘大紅花’的人，才有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的生活以及更美好的前途。如今有人憎恨‘機器轟隆響’和‘大紅花’，那末他是什麼樣的人呢？今天的詩歌如果不歌頌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活，那末它要歌頌什麼樣的生活呢？由此可見，王染野等心目中的那個‘詩刊’，完全和毛主席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背道而馳，隻是少數野心家用來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