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詩：1957(下)
劉福春
1957年8月
1日《星星》詩歌月刊第8期刊出傅仇《我們在戰鬥中成長》、李耕《山村》、羅泅《青城滴翠》等詩。
1日《奔流》1957年8月號“反右派鬥爭特輯”刊出鄭克西《略論李白鳳的詩和詩論以及其它》和任訪秋、郭光、劉溶《“青春組詩”是一束毒草》等文。《“青春組詩”是一束毒草》講：“我們讀了‘奔流’詩專號的‘青春組詩’(作者為右派分子李白鳳)，一股毒辣的臭氣，噴射得我們難以忍耐。我們認為，這一組‘詩’比‘珍珠和泥土’(《人民文學》5、6月號)、‘寫給詩人的公開信’(《人民文學》7月號)的毒素還要濃烈得多！”
1日《處女地》1957年8月號刊出井岩盾《右派》、項蘭田《反右派諷刺詩》、鮑明路《夜渡大淩河》、昌耀《伏虎者》等詩和田新《反對愛情詩討論中的右傾思想》等文。
2日北京師範大學校刊編輯室編的《師大教學》報第175期頭版頭條刊出報道《在中文係黨總支、民盟師大支部整風小組聯合繼續舉行的座談會上：大家一致認為右派分子黃藥眠的反動言行不是偶然的——在事實麵前，黃藥眠的狡辯矛盾百出、理屈詞窮》、《中文係舉行教職工大會：揭露和批判鍾敬文、陳秋帆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和馬特的文章《鍾敬文的反黨言行是一貫的》。前文雲：“7月25日下午，在中文係黨總支和民盟師大支部整風小組聯合繼續舉行的座談會上，黃藥眠進行了第二次檢查。他的態度極不老實，隻說了些‘我的錯誤很嚴重、很大，並且是政治上錯誤’等空話，未談反黨活動的具體事實，也未認真檢查思想實質，反而把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全說成是偶然的。……會上大家一致對黃藥眠不老實和抵賴、狡辯的態度非常氣憤，要求黃藥眠正視自己的問題，端正態度，徹底交代。”
4日北京師範大學校刊編輯室編的《師大教學》報第177期刊出望遠鏡《斥黃藥眠的“黨在腐化”論》等文章。
4日《文藝報》1957年第18號刊出蔡其矯的詩《我們的春天》。
5日《人民日報》刊出新華社的報道《流沙河怎樣把持“星星”培植毒草——在四川文聯的圍攻下開始交代他的罪惡活動》。新華社成都4日電：“在四川省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工作人員的檢舉揭發下，右派分子流沙河最近交代了他和省文聯的另一右派分子石天河結成反黨聯盟，有計劃地篡奪‘星星’詩刊領導權，向共產黨進攻的罪惡活動。”“‘星星’是四川省文聯在今年1月創辦的詩歌月刊。流沙河等經過積極活動進入‘星星’充當編輯後，就把‘星星’作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陣地’；並假借‘培養’為名，拉攏和聯絡一批青年人。他們到處刊登聳人聽聞的稿約和廣告。在稿約中，他們對浪漫主義等各種流派的詩歌都表示非常歡迎，但絕口不提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流沙河承認，他們當時的編輯方針是：一、多登歪曲和反對共產黨的‘諷刺詩’；二、多登宣揚頹廢感傷情緒的情詩；三、多登小巧玲瓏的玩意，引導讀者脫離政治、脫離現實。當‘星星’創刊號上刊出的黃色詩歌‘吻’和反動詩‘草木篇’受到批評後，流沙河、石天河等滿懷仇恨，立即組織反撲，打著執行‘百花齊放’方針的幌子來反對黨的領導。”“流沙河承認，當時他們采用了五種手段來向共產黨進攻。一、‘寫’，他們寫了好些文章對黨進行汙蔑和恐嚇，或者向黨‘算總賬’；二‘罵’；三、是放毒草，企圖在‘星星’上刊出一些攻擊新社會的反動詩和比‘吻’還壞的黃色詞。石天河還教導流沙河用‘地下鬥爭’辦法在刊物中偷放補白，對黨進行諷刺、攻擊；四、煽動別人向黨進攻；五、擴大影響，他們曾密謀把他們寫的攻擊黨的反批評文章印發全國。石天河還支使流沙河四出造謠，說‘星星’被圍剿等。”“‘星星’詩刊主編白航是黨內的右派分子。石天河、流沙河就多方拉攏和影響他，挑動白航對黨的不滿情緒。他們利用白航來抵製黨的領導，但又不願白航對刊物管得太多，於是采取了既拉攏、又排擠的兩麵手法。白航完全接受了流沙河等反動的編輯方針，並同流沙河一起反對黨為加強‘星星’編輯部而調進新的編輯人員。這樣，‘星星’就完全落入了這一夥右派分子的手中。”“現在，省文聯工作人員正乘勝追擊，要流沙河等徹底交代他們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的一切陰謀活動。”
5日《延河》1957年8月號刊出“延河”編輯部《本刊處理和發表“大風歌”的前前後後》、安旗《這是一股什麼“風”——評張賢亮的“大風歌”》等文。《本刊處理和發表“大風歌”的前前後後》附有《張賢亮給編輯部的來信》，來信講：“我是一個業餘作者，又是青年，我有很多機會和一般青年接觸，而且能和他們談知心話，看見他們一般人不容易觀察到的精神狀態，你們說我有憤懣的情感，不錯，我有的，你們說我有不平的聲音，不錯，我有的，而且我不隻憤懣，我還痛恨，不僅不平，我還責罵。為什麼呢？我就是看見很多青年的行為，聽到很多青年的聲音的結果。編輯同誌：難道你們沒有感到和平時期青年的精神麻痹了嗎？難道你們沒有感到生活提高的結果，青年中產生了享樂思想了嗎？難道你們沒有感到風暴，沒有激烈的階級鬥爭，沒有動蕩的革命行為，青年是怎樣的在那裏想著個人，知識浮淺隨波逐流，對時代熱愛不深，對生活擁抱不緊嗎？請相信我，我沒有偏見，沒有隻看著一部分，我看的是成千個被稱為積極分子的人呀？而且很大部分是黨員、團員，在南京、在北京、在銀川。編輯同誌！難道這不令人痛心，不令人憤懣，不令人不平嗎？我們不能再唱催眠曲了，我們不能再安慰自己了，我們不能再滿足現狀了(我為我發表的三首詩感到羞恥)，忘記了‘五四’，忘記了‘一二八’，忘記了長征，忘記了保安的‘紅小鬼’，忘記了自己的職責，在對祖國犯罪，在對時代犯罪。(我不是左派幼稚病患者。‘大風歌’發表不發表沒關係，我要你們知道)‘大風歌’就是要把這種睡眠狀態的青年喚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