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涼緣何而生——鬱達夫散文《故都的秋》新讀
王友珍
有些風景永遠不會遠逝，有些情結永遠不會釋懷。“秋天，無論在什麼地方的秋天，總是好的；可是啊，北國的秋，卻特別地來得清，來得靜，來得悲涼。”這便是鬱達夫散文《故都的秋》帶給我們的永遠記憶。那麼，這份“悲涼”是緣何而生的呢？
1934年7至9月，鬱達夫偕同夫人到青島、濟南、北京、北戴河遊覽。他說：“我的不遠千裏，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嚐一嚐這‘秋’，這故都的秋味。”這一段文字很有意思，一個“更”字把作者特意地、專心地、心無旁騖地不惜千裏迢迢，不惜旅途勞頓，從杭州到青島，從青島到北平的心情凸顯出來了。還有一“飽”字，讓作者饑渴久後的“貪”勁兒呼之欲出。不是淺嚐，不是略嚐，而是“要飽嚐一嚐”，可謂精準。還有一句“這‘秋’，這故都的秋味”，作者使用間接反複修辭，韻味深長地隆重推出這“故都”二字。作者是對故都的秋渴望之，向往之呀！原來一切的鋪墊、一切的潑墨，隻為這“故都”二字造勢！
“故都”二字有人解釋為故鄉。鬱達夫生在美麗的浙江富春，是個地道的南方人，誤把它鄉認故鄉豈不荒唐？除非對這他鄉有別樣的情懷和眷戀。
鬱達夫在北平也隻是待了一年多，況且因為教授的是統計學，他不甚喜歡，也常有厭倦意。他在《五六年來創作生活的回顧》中寫道：“受了北大之聘，到了北京之後，因為環境的變遷和預備講義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間，心裏雖然感受到了許多苦悶焦躁，然而作品終究不多。”但是，作者在《北平的四季》中又寫道：離開北平一年半載，“在北京以外的各地——除了在自己幼年的故鄉以外——去一住，誰也會得重想起北京，再希望回去，隱隱地對北京害起劇烈的懷鄉病來。這一種經驗，原是住過北京的人，個個都有，而在我自己，卻感覺得格外的濃，格外的切。最大的原因或許是為了我那長子之骨，現在也還埋在郊外廣誼園的墳山，而幾位極要好的知己，又是在那裏同時斃命的受難者的一群。”鬱達夫三歲即父親見背，幼小失怙，隨長兄留學日本十年，四處求學而漂泊；回國後四處求生活而漂泊，可以想象作者內心的那種漂泊流落的況味。鬱達夫就是一個遊子，一個漂泊者，而北平不妨就是他心靈的一個故鄉，一個驛站。
細讀文本，發現文中多次使用“北國之秋”一詞，為什麼不以“北國之秋”為題卻偏要牢牢地抓住“故都”一詞呢？可不可以換為“北國之秋”呢？當然不可。因為這“故都的秋”蘊涵深，蘊涵遠，蘊涵著中國人太多的懷舊色彩。
人們對“故都”二字更願意解釋為“過去的國都”。故，舊有的，已遠逝的，有曆史變遷的滄桑情懷，有繁華不再的黍離之悲。“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山的蟲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鍾聲”，那是皇都的秋，那是北京的秋，不是北平的，不是鬱達夫的。北平的秋一定是“人家一椽破屋”中所看到的、聽到的、觸摸到的；一定是街道邊胡同裏隨意生長著的槐樹；是和蟋蟀、耗子一樣，像家家戶戶都養在家裏的家蟲一樣的蟬；是穿著很厚的青布單衣或夾襖的都市閑人的平平仄仄念錯的歧韻；是屋角，牆頭，茅房邊上，灶房門口，一株株長大起來的棗樹。故都的秋“普遍到幾乎無處不在”，清，靜，悲涼。
有了這些閱讀背景的積澱，有了這些閱讀心理的積澱，捧卷而讀，“故都”二字迎麵；“我的不遠千裏，要從杭州趕上青島，更要從青島趕上北平來的理由，也不過想飽嚐一嚐這‘秋’，這故都的秋味”，每一個字都迎麵；作者再赴北平時的那份急切，那份眷眷之情迎麵；那份悲涼的況味迎麵。閱讀者心中何不湧起悲涼的滋味！
玩味《故都的秋》，總會讓人有不一樣的感懷。年輕時沉浸在故都秋景的清與靜中，悲涼嘛也就一帶而過了。甚至還會質疑文中關於棗樹一節的描寫與全文的情調不協調。有了些許經曆再讀時，好像真的能和作者共鳴，和他一起，領略故都的秋。
是什麼人“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來住著，早晨起來，泡一碗濃茶，向院子一坐”？是什麼人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綠的天色，聽得到青天下馴鴿的飛聲”？是什麼人會“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是什麼人“在破壁腰中，靜對著像喇叭似的牽牛花的藍朵”，還建議：“說到了牽牛花，我以為以藍色或白色者為佳，紫黑色次之，淡紅色最下。最好，還要在牽牛花底，教長著幾根疏疏落落的尖細且長的秋草，使作陪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