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偏·開創·深化——評張均《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1949—1976)》
羅執廷
這些年來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文學製度、文學生產體製這樣的研究角度已經頗成氣候，產生了不少學術成果，有效拓展了當代文學研究的領域和方法。這方麵的先行者和較突出的成果有洪子誠著《中國當代文學史》、楊匡漢與孟繁華主編的《共和國文學50年》、洪子誠著《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孟繁華與程光煒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洪子誠與劉登翰合著《中國當代新詩史(修訂版)》、王本朝著《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1949—1976)》等。2011年4月，中山大學的張均同誌也出版了他數年鑽研的結晶之作《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1949—1976)》(北京大學出版社)。張均這本書雖為後起之作，甚至書名都與先前的某著作雷同，卻絕非對前人研究的簡單因襲與低效重複。認真研讀此書，並與其他同類著作細加比較之後，我確信，張均此書不僅是目前有關1949—1976年間中國大陸文學製度(或體製)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錦上添花之作，更是一部具有觀念“糾偏”、思路“開創”和整體“深化”價值的精品力作，是對當代文學製度研究的整體推進與突破。我相信，它的出版將有助於學界反思目前同類研究的偏差與局限，有助於人們對目前盛行的機械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的警惕，它的方法論啟示意義會日益凸顯。我預測，它有望在當代文學學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張均《中國當代文學製度研究(1949—1976)》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糾偏”，即對此前有關1949—1976年間中國大陸文學製度的許多不正確、不嚴謹的認識或結論的糾正，以及對這些不當結論背後的某種“認識裝置”的糾正。正像張均所指出的，“文學製度作為一種事實上由多重觀點、利益博弈而成的事實規則”，其本身是複雜的、動態的，甚至有時是自相矛盾的，但此前同類研究的諸多結論都有“簡化”的毛病。籠統、簡化就難免不合曆史事實，難免有謬誤。通過翻閱大量的原始資料及回憶錄，張均發現“文學全部納入黨和國家意識形態的軌道”這類盛行的判斷大多並不合乎實情，而是“含有較多想象成分，某些結論甚至不能成立”。比如，時論以為1949年全國出版資源被統製以後，黨通過“行政與半行政的手段”，禁止鴛鴦蝴蝶派等通俗文學出版，所以“不僅‘鴛鴦蝴蝶派’，所有以舊式的傳統章法、語言寫作，缺少新思想新氣象的通俗文學，都一起結束了它們在祖國大陸上的存在”。張均卻發現，新中國成立後不但鴛鴦蝴蝶派作品以各種形式“殘存”了相當長時間，而且前鴛蝴作家也多數仍以筆耕為業，努力模仿“人民文學”，出版、發表不少新作，直到60年代鴛蝴派作家才徹底從文壇消失。張著還發現對鴛蝴文學進行打壓並非黨的政策，而是以丁玲為首的延安文人的自作主張。強調“改革”舊派文學，不全部否定而是承認鴛蝴文學的部分進步因素，留下調和、改造的餘地，是中宣部定下的認識基調；但丁玲等個別文藝官員卻明顯違反這種基調，徹底否定舊小說，其私人意見通過其掌握的《文藝報》表達，對鴛蝴文學加以排斥。張均發現，此前的許多研究者都以後設視角來反推曆史，或是帶著某種先入之見進入曆史，所以經常誤讀材料，倒果為因，將某項製度或政策運作的結果當作最初製定製度或政策的動機。有的研究者則陷入二元對立的思維慣性，以曆史抗議者的身份將社會主義文化體製視為應該否定的對立麵，於是很自然地將本來複雜、動態的文學製度及其運行狀況簡約為與國家權力、主導意識形態完全“一體化”。這種“認識裝置”的偏差或曰“意圖謬誤”是造成將曆史簡化或理念化，導致認識與結論違背曆史事實的一個重要原因。
張著之所以能夠屢屢發現和糾正此前研究中的不當說法或結論，主要得益於重視“史料發現與考訂”以及注重曆史細節，堅持以史帶論、論從史出的研究方法。著者說：“我並不反對‘一體化’等結論，但疑心甚重，且對曆史溝壑和細節充滿好奇，也許文學現場告訴給我的東西，會大有不同吧。故而所謂‘研究’，在我主要變成了找材料。”“幾年下來，日記、書信、交代材料之類，讓我對很多文學史‘基本事實’與‘定論’失去了信任感。”通過大量的資料發掘，他發現“文學製度在運作中遭到抵抗、挪用、歪曲乃至消解之現象”在1949—1976年間是普遍存在的。由此他對“一體化”等籠統而簡單化的結論發出質疑：“這類判斷是否過度放大國家權力？中國社會運作極其複雜，在曆史上，國家權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宰製’社會空間與民眾思想，極為可疑。”為了防止“曆史的多重麵孔”被“單麵化”，他特別注重對曆史細節的梳理，這表現為對具體文學製度、政策的形成、演變過程(包括其中的折衝、迂回、反複)的“還原”式的呈現和入情入理的分析。比如他發現，這一時期的稿酬製度幾經反複，在動蕩中變來變去，其間充滿了錯綜複雜的各種利益群體的博弈，如周揚等文藝領導人和“群眾”勢力的反複博弈，作家群體內部因道德境界的差異或實際利益的分化而導致的分歧與爭議，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張春橋等政治領導人的不時介入及立場、動機的差異，等等。作者深入曆史的細節之中，尊重材料，尊重事實，盡量還原曆史現場，還原曆史的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