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於四月間作手術割去膽囊，經過良好，繼之又患胃腸炎，住院複二周，出院已一周，體力及神思皆尚委頓。耳失其聰，目失其明，寫信如此不成樣，可證視力之極度衰退矣。
另寄《我與四川》一冊，書無足觀，唯希粲納。敬請頤安，並頌儷福。弟聖陶上六月二十日
附錄：
致紹虞夫人唁電
驚聞紹虞兄噩耗，悲痛之極，莫可言宣，前日一函方付郵，竟未蒙覽及。嚐言希得重晤，自此終不可得，傷哉。敬請嫂節哀珍重。廿二日。
編後記
《葉聖陶集》第二十四卷包括四集書信：《與頡剛看》，《便作相見》，《解放前的信》，《建國後的信》。前頭三集其實都是解放前的。
《與頡剛看》是作者在青年時代寫給顧頡剛先生的信，原來分訂成二十來冊，在頡剛先生的遺物中找到的，每冊的封麵上標明了年月日期，最早一本是一九一三年四月，最晚一本是一九一五年七月；各本有不能銜接的，估計丟失的沒超過一半，這就很不容易了，數了數，保留下來的共一百零六封，現在選錄了七十四封，“與頡剛看”是某一封信中的一句話，既親切又顯豁，因而用來作集子的名稱。
《便作相見》是作者在抗戰期間，寫給留在上海的各位親友的信，除了第一封和最後一封，都是從王伯祥先生的遺物中找到的。《入川前通信》現存的就是這七封，因為連貫不起來，沒發表過。以後的信開始編號。《渝滬通信》共編二十八號，缺失一號；《嘉滬通信》到第二十號為止，缺失一號；直到勝利後回上海，應該還有一百多號沒有保留下來；最後在成都寫的那封短信，是從當時上海的《文彙報》上找到的。作者和滬上親友相別如此之久，相隔如此之遠，隻能憑借書信互慰互勉，正如作者在一首七律中說的，“一書便作一相見”，因而用《便作相見》作為集子的名稱。《渝滬通信》和《嘉滬通信》都發表過，都有作者寫的“小記”。現在把這三篇“小記”作為附錄，不另作說明了。
除了上麵的兩大宗，解放前的書信收集到的就寥寥無幾了。年代越早的越難保存下來，二十年代的隻有五封，都是從當時的書報上找到的，有的已經作了刪節。收信人孫伏園先生和施蟄存先生是大家知道的，還有“樂水無悔”兩位究竟是誰呢？兩封信都刊登在《京報副刊?救國特刊》上，從內容看足極熟的朋友，為什麼相互稱呼要用筆名呢？——真叫人難以捉摸。直到四十年代末，收集到的一共不足四十封，現在選出三十一封編成了這一集《解放前的信》。為了閱讀和查找的方便，把寫給同一位收信人的信歸在一起，又以寫給收信人的第一封信的日期作為排列的先後。
《建國後的信》並不包括已經收集到的作者建國以來的全部書信。五年前出版的《葉聖陶答教師的一百封信》，將收入第二十五卷。晚年寫給俞平伯先生的信，將跟《與頡剛看》一個樣，另編一集收入第二十五卷。還有給國外友人的信和給兒輩孫輩的家書，都將各編一集，也收入第二十五卷。這一集《建國後的信》共收書信四百多封，是從五百多封中挑選出來的，編排體例跟《解放前的信》相同。
葉至善1994年5月作
2002年2月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