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言的人不宜說什麼“不以人廢言”。如果說了，多少帶一點回護自己的意味；仿佛說，“我能說不能行，固然不行，可是我的話究竟是好話，何妨聽一聽呢。”這樣回護自己，可能的反響是人家回答說，“我不愛聽徒然的好話。”
但是，受言的人卻不應該忘記了“不以人廢言”。聽受的是話，話唯求其合於事理，切於實際，什麼人說的都一樣。如果在合於事理切於實際以外，更要看一看那說話人的麵孔，或者想一想那說話人的名字，才決定自己的愛憎取舍，那麼可以聽受的話就減少了，吃虧的當然是自己。
至於在聽受了人家的話之後，卻轉彎抹角地想：這個話別有背景吧？含著什麼作用吧？這樣神經過敏的人，實際是一句話也聽受不進去的。他不知道一句話即使別有背景，即使含著什麼作用，隻要它本身不錯，是無妨取它的本身的。而且，天下哪有“無所為而為”的語言文字呢？像他那樣在話的本身以外根究到背景和作用，好像唯有“無所為而為”的語言文字才配他聽受，那隻好永遠和人家的思維考慮斷絕交通了。
受言的人的最消極的態度，是置之不理，所謂“聽者藐藐”。演說場中，會議席上，發言者或則激昂慷慨，或則宛委詳盡，總之竭盡了可能的力量。可是在座的人眼光不注在發言者身上，卻咬著指甲閑看牆壁或天花板，有時再來一個嗬欠；發言者說到精采處，不給他鼓一下掌，主席請大家對某君的話發表意見，也並不見有一個人開口。這樣“聽者藐藐”的情形，差不多常常可以遇到。到此地步，聽演說和參加會議隻成為不得不敷衍的苦事，而演說和會議之毫無成效，也是當然的了。
抗戰以來，發表的語言可以說車載鬥量了。假如聽受的人想到這些話是最親密的自國人在商量最艱難最重大的切身事，都認認真真地聽受，情形就和現在不一樣了。所謂認認真真地聽受，就是在合於事理切於實際以外不再問旁的，隻要是合於事理的切於實際的，都接受了見於實踐。那麼，知道“出力出錢”的標語並非虛語，力和錢就聚集起來了；知道政事趕不上軍事的話說得有理，政事的改善就迅速地實現了。而現在並不然，可見受言的人還得修養，還得有所改變。
刊1938年8月15日重慶《新民報》，署名葉聖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