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商務印書館本年出版的一本書，高乃同先生編的，除了序跋，包含六篇文字：一、蔡孑民先生傳略上，蔡先生口述，由黃世暉先生記錄的；二、蔡孑民先生傳略下，蔡先生口述，由本書編者高先生記錄的；三、蔡孑民先生的貢獻，王雲五先生作；四、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蔣維喬先生作；五、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六、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曆，以上兩篇是蔡先生的遺著。口述而由人記錄，與自己執筆無多出入；所以一二兩篇也可以看作“自敘”性質的文字，與五六兩篇同類。六篇之中，自敘占了四篇，此外兩篇又比較簡短；所以這本書不妨看作蔡先生的自敘傳。
像蔡先生這樣一個人，真該由一個明澈博通的作者給他作一部詳盡精美的傳敘，供世人諷誦。可是蔡先生在世時，不見有人動手，蔡先生逝世到現在也已三年有餘，還是不見傳敘出世，這本傳略，雖然如《編者敘言》裏所說，不過“給讀者做一個簡短的參考”，卻也“慰情聊勝於無”了。
現在二十左右的青年，對於蔡先生，大概沒有多大印象。但是，四十以上的知識分子，他如果稍有知人論世的識見，他的心目中必然有個蔡先生在。在辛亥以前，或者讀了他發表於報紙雜誌的論文，或者讀了他關於哲學倫理的著譯，或者聽見了他參加或主持的團體、教授或創辦的學校的消息，蔡先生這麼一個人就在意念中有了個輪廓。辛亥以後，他任民國第一任的教育總長，宣布他對於教育方針的意見，說教育“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民國六年，他任北京大學校長，第一天演說即揭出“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他對於北京大學的措施，主張溝通文理，相資為用；包羅眾家，使之並存，“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並包，聽其自由發展。”於是北京大學精神大振，人才輩出，到現在，有好些人是社會國家的中堅。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之後，他任大學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長，於中央研究院成立各研究所；後來大學院仍改為教育部，他就專任中央研究院長，直到二十九年他逝世。此外他所任的職務還多，可以不說；單憑前麵說的幾項，至少會有這麼個印象：他是給民國教育打基礎的人，他是給我國學術開途徑的人。如果經常留心時事的話，還可以知道他調停國事，周旋得當，去就之際，極有分寸，以及其他與他有關的事。這種種湊合起來，便見得他是個忘不了的人；心目中便自然而然的有個蔡先生在。
以上隻就一般人對於蔡先生的印象說。至於與他接近的人，熟知他的整個生活，不單憑一些文字記載的跡象，所見自然要深廣得多。本年五月間，馮友蘭先生在重慶《大公報》刊布一篇《跋蔡孑民先生傳略》，副題是《蔡先生的人格與氣象》。他說蔡先生的人格屬於舊日所謂君子的類型。蔡先生的氣象可用子貢形容孔子的“溫、良、恭、儉、讓”五個字形容之。他說君子率真，可是“發乎情，止乎禮”；“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君子超然物外，可是不必放棄他在社會中的責任，即在日常事為之中，也可以超然物外：蔡先生的生平就實踐了這些個。他在末了一節說，我們可以說：蔡先生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一個人成為名士英雄，大概由於“才”的成分多。一個人成為君子，大概由於“學”的成分多。君子是儒家教育理想所要養成底理想人格，由此方麵說，我們可以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底表現。與蔡先生接近的人，未必個個能像馮先生一樣說得有條有理；可是提起蔡先生，誰都會想到“君子”兩字，而且這“君子”兩字必不含有“虛偽造作，無真性情”，“遇事毫無主張，隨人轉移”，“規規於塵網繩墨之中，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瀟灑不群”等等意義，如一般人的誤解。
青年喜歡交朋友。交朋友的至樂何在？我想莫過於彼此人格的交流。一個人的人格的美質不能分給旁人，可是可以影響旁人；彼此具有美質，彼此互相影響，第一是覺得生命並不孤單，第二，越來越感到“充實之謂美”：這種樂趣，還有什麼可以比的？有些人朋友盡多，可是並不覺得怎麼樂，那大概由於彼此之間沒有人格的交流。諷誦傳敘文字，尚友古人，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至樂，雖然古人已去，今人的人格沒法與他們“交流”了。青年如果想讀些傳敘文字，我願意推薦這一本書；蔡先生是作古未久的人，即使對他本來生疏，讀了這本書必然感到親近；書中又大部是自敘性質的文字，平實的寫下去，沒有什麼誇飾裝點，可是在種種事為之中，自然表現他的崇高的人格。我想青年讀了之後，必將有一個總印象：蔡先生這麼個朋友是值得交的。
王雲五先生談蔡先生的貢獻，可分為政治方麵，教育方麵，學術方麵。政治方麵可分為直接的和間接的兩部分。直接的是清末鼓吹革命，民元首倡責任內閣，民十四年以後讚助國民革命；間接的是培成五四運動。教育方麵可分為行政的，實施的和推廣的三部分。行政的是蔡先生當教育總長大學院長時，對於教育的具體方案，都有劃時代的革新。實施的是講學自由與人格陶冶。推廣的是讚助白話文運動。學術方麵可分為研究與提倡兩部分。由研究而得的創見，最顯著的是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以美育代宗教。對於學術的提倡是除在北京大學促進研究之學風甚著效果外，國立中央研究院之創設與支持，實為蔡先生最大之貢獻。王先生這個綱目周偏而扼要，按照著這個綱目讀這本傳略，就像遊覽者有了個響導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