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位可以提到的先生是馮友蘭。
1950年10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他發表了一篇關於自己“新理學”的自我檢討，內稱：“在我們習慣於舊哲學的人，社會的轉變，是我們的幸運……這等於以全社會的轉變，為我們作了一個科學的試驗。我們能遇到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場麵，豈非千載一時的機會。”
這裏所稱的“一個偉大的實驗場麵”，當然也包括了這年初，他在豐台張儀村及蘆溝橋參加的京郊土改試點。
他發現，在土改工作中，唱歌也是一項不可忽視的工作。大多數的群眾大會，在開會前後都要唱歌，尤其是青年，當聽說會上有歌唱，他們來的早，也到的齊。於是，一位哲學教授，躍然地當起了音樂老師―若工作組對農民有什麼道理講不通，他及時找來相關的歌，一唱往往氣氛就鬆弛了；若鬥爭會上空氣沉悶，農民們有些瞻前顧後，彼此觀望，他打起拍子領歌，一雙揮舞的手臂，一下便掀起了全場高亢的鬥誌……
其中，如幹柴烈火讓農民一觸就發，勝過多少剩餘價值理論宣講的一首歌是《誰養活誰》，這是馮先生領著農民唱得最多的歌——
誰養活誰呀，
大家看一看。
沒有口自勞動，
根食不會往外鑽。
耕種鋤割，全是咱們下力幹。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粗糧食一粗汗。
地主不勞動，
根食堆成山……
誰養活了誰呀，
大家想一想。
創造了世界，
全是咱們的力量。
吃穿用著，生活不能少一樣。
不是，自送上糧，
地主早已餓斷腸。
到底誰養活誰，
不用仔細想……
大概，知識分子人性的兩重性，由此開始。
在向農民階級靠攏、向地主富農階級鬥爭的公開場合裏，不管他們是怎樣地積極、堅決或者還有歡樂，但對出身於地富家庭的大多數人而言，他們的內心正經曆著從未有過的惶恐、痛楚與尷尬。
建國之前，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從來對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持批評態度。
1946年8月1日，《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社論，它認為，時下全國人民最想要的東西有兩樣，其中第一樣“是讓共產黨保證履行其於抗戰期間許下的不進行激烈土改的諾言”。然而，這隻是自由知識分子的聲音，在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輪波瀾壯闊的戰爭中，毛澤東已經無視於這聲音。但多呆在城市裏的知識分子，遠離新老解放區的土改，一般聽說有“梨子”，卻不知道這“梨子”到底是啥滋味……
建國後的土改不同了，未下去之前，關於鄉間的種種情況，已在城裏傳開了。時為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的胡世華，因參加北京高校華東土地改革參觀團赴蘇南，途經上海，他去看了幾個朋友，後者告訴他：“現在鄉下亂得很，地主被吊打！甚至在鬥爭的時候，大冷天把地主脫得精光，讓他穿上冰冷的濕衣服，還有灌地主牛糞的……”亦有朋友唱歎：“土地改革，改就是了，何必一定要鬥呢？”（胡世華《人民民主專政在農村中生了根》1951年5月30日《人民日報》）
即使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先生，家鄉也會有信來，乃至親友躲進城裏來，告之家鄉林林總總令人困惑或令人擔憂的事情。現在，又組織知識分子下了鄉，親曆土改中種種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局麵，而且，在這看似與自己無關的局麵中，卻又牢牢地套著自己的階級出身―
在向農民說明地主為什麼該被打倒，那是因為他們從不參加勞動時，不是幾個青年學子，下意識地將自己一雙從未起過繭子、白哲而又光滑的手隱去身後，他們觸到了農民們射來的目光中那逼人的燒灼感。這時，若有好心的工農幹部在場，便會站出來解釋：別看這些同學家裏是地主，但他們已經背叛了本階級，投靠到無產階級這一邊來了。他們雖然不拔麥子不種地，但他們是腦力勞動者，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既需要體力勞動者，也需要腦力勞動者……
在有地主被鬥得天旋地轉、七葷八素，滿場激憤，幾乎恨不能將其剁成肉餡做成包子給賣了時，也不是少數教授，一邊跟著呼喊口號，一邊卻在心裏“走私”：我的家裏有這麼壞嗎？倘若有這麼壞，每次回故鄉，怎麼見家人和鄉親們的關係處得和和睦睦，泰泰然然呢？倘若按地主必幹壞事的邏輯，那麼家裏也難逃眼前的這一幕了，而真到了這一天，老邁的父親，已經拘樓起腰背的大哥，他們能吃得消嗎……
就這麼想著，他那緊捏著對別一個地主仇恨的掌心裏，卻有著為自家的地主命運而驚恐的大把冷汗。
知識分子的手裏，都握著一把無形的刀子，順應潮流者，那凜然的刀鋒，便向自己的階級出身戳去，向不但撫養自己成人，而且還在茹辛嚼苦的日子裏為自己提供了高等教育機會的父母、兄妹們戳去；若是敢逆潮流而為，公開表示某種質疑，或者批評其負麵的東西，那刀子便會跳起來，狂犬一般轉頭，狠狠地咬自己一口……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的第一坎，無論怎樣做，對於他們都是劇痛的。
但後一種可能性，在中國幾乎等於零。
在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黑暗、腐朽的專製統治，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文明的人民共和國的目標上，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人是完全一致的。否則，就不會在國統區裏長期存在一條主要由前者衝鋒陷陣的、讓蔣介石坐臥不寧、更使他日漸臭名昭著的“第二戰線”。他們背地裏質疑，或是說有些“不合時宜”的想法，隻是針對在土改中愈演愈烈的極左傾向。這便有些像“革命的海燕”―高爾基了，在要不要革命這個問題上，他與布爾什維克們毫無歧見，但在革命的方式和手段上，兩者間卻大相徑庭。
在十月革命前後俄國那些天崩地訴的日子裏，高爾基在《新生活報》上發表了大量不合時宜的文字。他說得最為直接的一番話是―
我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無產階級沒有戰勝任何東西，沒有戰勝任何人。正像過去， 當警察牢牢地卡住無產階級的脖子時，它沒有戰勝一樣；現在， 當無產階級卡住了資產階級的脖子時，資產階級也沒有被戰勝。思想是無法用肉體上的慕力手段戰勝的。勝矛！！者通常是寬宏大量的……無產階級並不寬宏大量，而且也不公正，然而革命是本應在國內建立起可能的公正的。
這顯然是在公開斥責布爾什維克―除了以血洗血，以牙還牙，不知道在大地上構建其他的風景，來歡呼工農階級的翻身解放，標識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高爾基並對此斷言：
這是一個很壞的征兆，這說明在俄國隻實現了物質力量的轉移，但是這種轉移並沒有加速精神力量的增長。
——（以上均見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一一關於革命與文
化的思考》江蘇人民出版社！998年第一版）
中國卻不會有高爾基出現，其原因，不僅僅是中國少了列寧這樣的領袖人物。
高爾基毫不遮遮掩掩地公開稱列寧為“具有‘領袖’的所有品質”，並“具有這一角色所必須的無道德和對待人民群眾生命的老爺式的無情態度”。列寧待高爾基，卻是既珍重他，如冬宮裏流光閃閃的銀餐具；又對他的話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如總吵著家裏的飯菜不好吃要上館子去吃的孩子。
中國的知識界，極少公開的“不合時宜”的聲音，在1957年以後的媒體裏，更是一律嫻熟地跳著國標舞。如同咱們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老實最寬厚、最容易遺忘不幸與苦難，最容易滿足小小進步與快樂的老百姓，咱們的知識分子亦是世界上最能與領導保持一致，最好地把握上級意圖的知識分子。即便是當今，無意於主旋律的高亢合唱，至少不會荒腔走板地去揭露矛盾，抨擊時弊，與官府為難。在兩者間有虛蹈文化，戲說曆史，修養心靈，還有多少情挑、驚驚、搞笑的東西，足以展露自己的聰明才智……
在土改時期的報紙、雜誌上，後人看到的，在知識分子們的筆下，都是一片必要、積極的正麵景象，倒是那幾年官方的檔案和毛澤東的文稿裏，有披露這正麵景象下眾多的負麵真實。在有了大半個世紀的距離，使得現在我們可能有了長程的大曆史眼光之後，再看這些多如牛毛的文字，我們便會察覺―
正是在對地主、富農作為政治上的一個敵對階級被打倒在地的一片讚同聲裏，絕大多數出身於這個階級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開始萌生政治上的原罪感，像是鍾鳴鼎食之家裏，老爺與’（頭生出來的一個私生子，或是已經沒了家園，薄暮時分揣著十二分的小心，一一敲人家門，乞求借宿的破落戶；
也正是在對工農幹部、農民階級的一片無條件頌揚聲中，知識分子得以存在的某種文化背景，開始搖搖晃晃，恰如大風中的一扇破門；作為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亦似總充滿投機氣息的中國股市，在大戶常常突襲般地出貨、散戶一片深寒套牢、叫天不應中，成交量急劇地萎縮……
在湖南嶽陽參加土改的蕭乾先生，回到京城，寫下了（（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內有這樣的話：
我向上爬，爬了三十幾年，由北京東北城角一間地毯房，一
直爬到劍橋一座責族學院，愈爬人愈空虛，庸俗，愈爬離現實愈
遠，愈爬包袱愈重。這番是我第一次有意識地向下爬……我從來
沒有同農民如這次這樣親熱過。如今想來，那個距離倒不是因為
我是念書人，他們是農民，而主要是因為我的來路不明……
這篇文章發表在1951年3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過了一天，毛澤東就給時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的胡喬木，寫了一紙便函：“三月一日人民日報載蕭乾（（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寫得很好，請為廣發各地登載。並為出單行本，或和李俊龍所寫文章一起出一本。請叫新華社組織這類文章，各土改區每省有一篇或幾篇。”
李俊龍，時為政務院參事，他在同年2月10日的（（人民日報》上，也發表了一篇有關土改內容的文章，題為（（戰鬥中的湖南農民》。毛澤東自然很高興，知識分子已經明白自己―
來路不明，來路不明，來路不明……
在革命車輪排山倒海呼嘯而過的鏗鏘節律前，他相信，他們不會再像戰爭年代那樣，喜好指手畫腳，說三道四。背上壓著原罪感的十字架的他們，隻能俯下身來凝神靜聽……
毛澤東也為知識分子的進步而高興。曆來自我感覺良好的他們，在新時代裏已經懂得了如何自我批評。在隨土改結束而開始的下一個運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中，這類自我批評，將一下沒皮沒臉、如火如茶起來……
《悠悠長水―譚其驥前傳》一書中，提供了當時來自複旦大學的一些自我批評的文本，不妨刪節後錄幾件如下―
祖父是富農兼商人，發展到工商地主……幼年時，打銅板賭博。憑著“軍人受碟”坐車船不買票。做大頭（胡注：指銀圓）、黃金。偷生活書店的書。解放前勸家裏賣地。想偷沙發，電線。考試作井。自己管菜，菜就分得特別多……
地主家庭出身，家裏有田六十畝。父親在勞動改造，受管製……讀高中時偷自己家裏的稻子，相當五鬥米。把自己的耳環賣掉。抽煙已有十多年，賭錢。借了係工會四萬元（胡注：舊幣一萬元折新幣一元。以下均為舊幣），一年多不上帳，想不還。借了《日日夜夜》丟了，還沒有賠。在廣肇小學兼過屍星期課，兼德莊（教師宿舍）的供應社發行員有十五萬收人……
工商業地主家庭出身……解放前在鎮江中學當膳食委員，就沒有墩膳費。初中時參加三青團。小時候賭錢，輸了就拿家裏錢偷偷還掉。考試作井。貪汙政治學習資料四冊，x光透視費四千元沒有交，欠金陵大學學費，使用地主家庭的鏡子……祖父是地主工商家……問題：1、 用公家的試題紙。2、買大頭。3、胡愈之的書存在我家，未還。4,. ((解放日報》的書未還。5、 用中法庚款2000元、浙大700元去巴黎開會……
最後一件，出自於一位當時已年過花甲的老教授。
你不會讓自己幹淨，你也不敢說自己幹淨。即便是剛剛走出澡堂，也得努力在身上搓出幾條油泥來。你隻有挖空心思地說明自己不幹淨，才能說明自己想幹淨。你隻有千方百計地證明自己的不幹淨，一定與自己的出身有關，才能證明你開始有反戈一擊、棄暗投明之心。
我們應由衷地為自己在八十年代始泅跡於知識分子圈裏而滿臉陽光燦爛。若按照此類自我批評，今日的知識分子們“罪責”之重，“賊心”不死，大概十個人裏，就有五個人必送去勞動教養，三個人可以關進大獄……
土改的“土”字，將下麵一橫寫短了，就是“士”字。土改，也就變成了“士改”。
可以說，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土改運動，即是他們的第一輪思想改造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