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國民性日益深刻地受到它的崎形塑造，比如“自古有天理倒沒飯吃，黑心人倒有馬兒騎”，“神鬼怕惡尤，“私酒家家有，不犯（指不犯到衙門裏，即不被捉住）是高手”，“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人不得外財不富， 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 馬善有人騎”，“光腳的不怕穿鞋的”等大量民諺俗語中體現的流氓文化的觀念，反倒成了越來越多百姓實際生活中最經常發生作用的價值尺度和人生哲學，從而使整個國民心理受到嚴重的扭曲，而這種普遍的扭曲又為建立現代社會製度埋下了極大的隱性障礙。
——（王毅（（警惕惡性程度極高的反社會方式》）
痞子，也在隨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升格。大半個世紀以前，混得好的，不過是些農會主任、副主任，村長，鄉長……到了今天，看看我們的周圍，在不乏人民的好公仆外，已經有了一批身居高位的官痞。這些人，行事做派黑白兩道統吃，正道歪道俱來。地方變樣人民滿意自己享樂情人發財兒女出國都要。“三講”時“不盡長江滾滾來”，受賄時“大珠小珠落玉盤”。逢迎上級及對付下頭，幾乎羚羊掛角爐火純青。在光明與黑暗之間閑庭信步，於最無恥與最講政治兩端信馬由僵……
其中的“佼佼”者，胡長清，成克傑，劉方仁，劉誌華，陳良宇……職務不斷被新的紀錄打破。
胡長清一案的主要行賄者周雪華，本是鄉間一個精通痞術卻年紀不大的小痞子。案發後，他向專案組坦露了長期藏在心底的對這位前江西省副省長的看法。可謂是知痞莫若痞了―
胡長清有強烈的錢財占有欲，對女色同樣有強烈的追求。他
生活腐化墮落，貪得無厭，說他以權謀私都太文雅，其實他就是
個政治流氓。
“痞子文化”，仍是當今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個碩大毒瘤。
讓我有考察的濃厚興趣的第二類人，是知識分子。
看起來，不擁有土地的知識分子與土地無關，更與土改運動的鬥爭目標無涉，實際上並非如此。
1951年元月，毛澤東在一封給江西省委的關於發動群眾作好土改工作的電報裏提到：“北京若幹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無害。是我們叫他們去的，不是他們要求的。他們到了，是則是，非則非，老老實實地向他們講明白。他們不會妨礙土改的。”此後，北京各大學組織了華東、西北兩個土改參觀團，在蘇南、陝西長安縣等地，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參觀。
同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指示，決定今冬要動員駐城市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及各民主黨派各大學人員下鄉參加土改。北京首先作出表率，至10月上旬，先後派出二千多人來到中南地區農村。指示裏明確指出，參加土改是“使隊伍中許多新成員獲得最有效最捷近的改造機會，增強他們為人民服務跟黨走的決心，克服許多工作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觀點。”原先，知識分子常常有武裝人員保護在側的“參觀”土改，由此，都變成了一口鍋裏吃飯、一間房裏睡覺的“參加”土改。
工作組裏，一般總有工農出身的老幹部和知識分子身份的新幹部。在後者眼裏，前者的生活行狀一定是這樣的―
紅高粱似的臉膛。火辣辣的語言，爽朗的笑聲。釘是釘、鉚是鉚的工作作風。個人間雖有性格的差異，可總體上是一致的，無論出現在哪一種場合，都表現出共同的特征。如在鬥爭地主、富農的群眾大會上，他們看地富階級，無不仇人見麵，分外眼紅。他們說：天下烏鴉一般黑，狗走千裏改不了吃屎。所有的地富都是靠喝窮人的血汗為生的，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幫凶！他們與地富階級勢不兩立、並令其不寒而栗的氣概，充分顯示了工農幹部的共同特征，即是有著鮮明的無產階級立場。
老幹部看新幹部，或者新幹部間彼此打量起來，其生活行狀多半又是這樣―弱不禁風的身軀。不是無精打采，就是焦眉愁眼的神情，仿佛心頭壓著二百年的心事。說起話來吞吞吐吐，像剛進門的小媳婦低聲下氣。或者， 目光像一隻發情了的螞蚌，在工農幹部的臉上撲來騰去。他們也想在公開場合說出一些激烈的話來，可因為沒有底氣而顯得像在演小品。背地裏，他們又對那個正泥牛人海的階級，表現得藕斷絲連，川上仲尼……
在一戶大地主家，地主一家人被趕到後院破屋裏住，前麵正院被工作組占用了。一天半夜下起了大雪，天尚未大亮，隻有一片毛絨絨的雪光映在窗上，便聽見外麵響起一陣陣有節律的“沙沙”、“沙沙”的輕微聲響。一個新幹部爬起來一看，原來是平生從來未做過粗活的老地主，手裏劃拉著一把長長的竹掃帚，在掃院子裏的雪，動作認真而又笨拙。他怔怔地看四川省某地在土改中鬥地主了一會兒，最後不自禁地歎了一口氣……
一個村子分配鬥爭果實時，一戶地主家的牲口，除了留下一條驢子，其他的全被沒收了。地主就帶著家裏七八十歲的老母親，和其他女人、孩子，一起來工作組駐地跪求。一片號陶之中，老老少少、黑黑白白的腦袋，搗得像碾藥末。結果，適得其反，連那頭驢子也決定沒收了。在場的大學生們雖然嘴上都不說什麼，臉上也盡量擺出一副大壩般的峻峭，生怕會透出一些些的異樣。但一個念頭，在頭腦裏揮之不去：對於老弱婦孺們乞求活路的號陶，工農幹部怎會有此等無動於衷的鐵打心腸呢？
參加土改的實踐，終於使知識分子們有了很多的變化。他們先是知道該怎樣嚴防死守了，杜絕那些異樣的、危險的情緒，在心中再度滋生。大概這一思路，即叫人學會仇恨敵人、震懾自己的思路，是當時最為流行又最管用的思路―
我們不曾想到兩千多年來地主怎樣欺壓農民，不曾想到假如地主有能力反抗，或者有機會反抗，他們會用怎樣殘酷的手段來對付清算了他們的農民。我們隻看到眼前雪地上這個服服帖帖的老頭子，可農民看到的卻是當年作威作福一方的土皇帝。倘若我們是當年被地主霸占了土地、強奸了女人的農民，我們還會對他有一絲一毫的憐憫嗎？在自己的潛意識裏，仿佛地主掃雪便是可憐的，而掃雪的是一個長工，我們就會視為天經地義。我們隻知道，地主一家沒有驢子就活不下去，但是忘了世世代代多少農民上無片瓦，下無寸地……這種糊塗的超階級的思想，甚至於反無產階級的思想，隻有在土改這樣尖銳的階級鬥爭中才會完全暴露，也隻有經過嚴峻的階級鬥爭的考驗，才能有效地克服。
誠如斯言——
土地改革尤其是鍛煉階級立場的分金熄參加完一場土地
改革，我才明白是到了一趟反封建的前線，打了一場激烈的思想仗。
真正身臨戰場，才明白“淩空觀戰”的不可能，才明白為什麼不應
該容許一個不辮敵我、槍口掉來掉去的兵混在隊伍裏。才明白為什麼善與惡，正如愛與。｝民，不可能是超階級的。
——（蕭 《在土地改革中學習》1951年3月1日《人民日報》）
知識分子們由衷地對農民頂禮膜拜起來，在當時報載、出版的大量參加土改的彙報、心得一類的文字裏，屢屢可見他們對於農民階級的新認識——
農民們是最聰明的，不過在長期的受壓迫中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機會，沒有好好發揚起來。但他們在生產、生活中，已經表現了太多的本領：分田不用測量，隻須憑眼睛看，其準確性與測量結果相差無幾。稱豬不用秤，肩上掂出來的盡可放心。他們記憶力極強，地方野史、民間珍奇、百姓理語娓娓道來，田畝物產的諸多數字，亦能脫口而出，隨要隨有。他們悟性很高，隻要稍稍思索，便能叫問題迎刃而解。
在選舉農會委員時，由於大多數農民不識字，票選不適合，他們提議由投豆代替票選。即若幹候選人依次列坐於長凳上，每人背後放一個空碗。投票人手持相當於應選人數的豆子，在其要選舉的候選人背後的碗內，分別投入豆子。碗裏豆子多者，即當選。實在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方法，能像這方法一樣，既簡單又秘密，充分發揮了民主的精神。對此，在場的知識分子，無不嘖嘖稱奇……
農民們不像封建階級對本階級虛文偽禮，對勞苦大眾刻薄無情。在分配土地時，常能聽到農民們說：從前我們想佃幾畝田，都要辦酒席，送人情，求人介紹。現在毛主席給我們平分了地，連飯都不要辦一餐，還爭什麼你分的地好，我分的地次。農民兄弟本是一家人，好點次點有什麼要緊？
農民亦能夠把握好政策。一次鬥爭會上，鬥爭的對象，是一個地主老婆―女地主。她的丈夫是個白癡，她自己找了一個拚頭，兩人住在樓上，將白癡放在樓下，處處虐待他。鬥爭會前，農民們商量好，隻鬥爭掌握了這戶財政大權的女地主，而不鬥那個白癡。鬥爭會上，一個知識分子新幹部，卻要挖這女人“偷漢”的事，一再追問“你們怎麼勾搭上的？”會後，大部分農民對此表示不滿，以為鬥爭應集中於對方的反動立場與經濟剝削上，而不該分散到其男女私情上去……
知識分子們更是對工農出身的幹部感佩不已。盡管過去了大半個世紀，那份情真意摯的感動和激奮，仍在已經變得暗黃如土的報紙上水銀珠般活潑潑地流動……
以下這兩段文字，出自於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
這次我們在下鄉之前，先在長安縣參加了該縣土地改革幹部總結會議，聽過縣委們所作六次燈良告，每個報告都是立場堅定，內容具體、豐富、生動、細膩，完全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精神，而從來未曾故意提馬克思、列寧的名字。如果把這種大報告掇到學校作為大課演講，一定非常成功。這使我們體驗到，隻有從豐富的具體事實抽象出來的理論， 才會生動和細膩，不淪為教條。至於這些報告人之學校文化程度，則隻有．屍人上過高中，其餘都隻有初中或小學程度。 負責領導長安縣五星區十一鄉土地改革工作的一位副區書，年僅二十五， 已有七年革命經驗，其辦理事情之老練，思慮之周密，立場之堅定，我們這批在大學中教書的都自愧不如……
幹部們的才略，確是屍層比一層高明。 區級幹部已使我們欽佩不已，縣級幹部又高一層，省級幹部更高鉀層，完全合乎依成績升遷的這個原則。他們的吃苦耐勞精神，更是了不起。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長安縣幹部會議結束，工作地區派定以後，各幹部整裝待發時情形。每個幹部背上背很少一些行李， 圍在一處，聽本區負責人作最後一次講話。其情其景，恰如軍隊中的一排一連，在接到戰鬥任務以後，實際作戰以前，聽排長或連長講話一樣。講話完畢以後，每個戰士都愉快地大踏步走上自己的工作崗位。我們相信， 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時期，在一個縣份內，集中著這麼多人才，這麼多吃苦耐勞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勤務員。以這種幹部來替國家辦事，哪會有辦不通辦不好的事情？！
——（徐毓丹《參觀土地改革的一些體驗》1951年4月3日
《人民日報——）身在土改洪流中的知識分子，開始是多在細枝末節上求變化―
諸如來之前，從箱子裏特地找出一套舊衣服，男同誌平時穿皮鞋的換上膠鞋、布鞋，女同誌絞去長辮，弄平燙發。在農民家裏吃派飯，對窩窩頭、鹹菜，絕對不能露出吃不慣的神色， 目睹蒼蠅掉進了湯裏，更不能心驚肉跳，恍若在殺人現場，相反，要安之若素，要嚼得像涪陵榨菜一樣津津有味。對於農家拖鼻涕、瞪著一雙滴溜溜眼珠的小孩，要樂於接近，學學政治家們在二片閃光燈前總慈祥可掬地牽起一個宛如花骨朵的孩子，農家的孩子肯定不像花骨朵，但一樣可以抱抱他們，或是兩人一起蹲下來，用柴火棍在地上劃幾個字，教他認：毛一主一席一萬一歲……
後來，知識分子們便努力在方法、行動、立場上求變化了。
剛進村，一進老鄉家門就問：你們家裏幾口人？有幾畝地？有沒有勞力……宛如法官辦案，問了幾句便無話可說，隻好抱憾而歸。現在進門，先問：孩子幾歲了？上學沒有？今年白菜收成怎樣……扶起倒了的凳子，水漬也不揩去，往上一坐，再摸摸一邊孩子雞窩似的頭發，與主人家的關係一下就熱乎乎了。
看見地主富農，雖然一般家裏井然有序，身上衣履整潔，卻總覺得這是一個肮髒的東西。不是有限的幾個人，而是相當多的人，都萌生了一股強烈的道義衝動―訴苦會上，看到地主在滿場的聲討中拒不認罪，他們恨不能自己的拳腳，長去農民們的身上，以衝上台去再狠狠揍他幾下；在分配鬥爭果實時，按照土改法得給地主留一份，他們執行起來，卻總想給地主少分些，分壞些……
先後在安徽五河、靈壁兩縣參加土改的譚其驟先生，‘他對黨的階級路線和土改政策深信不疑，痛恨地主階級，在兩期土改中，堅決按上級的部署鬥地主，劃成分，分土地。他認為農民覺悟太低，對地主的罪行認識不夠；將農民不願揭發地主的問題或揭發內容太少視為‘包庇’，對包庇行為深痛惡絕，主張給予打擊。所以，盡管他對上級的指示並不完全理解，執行起來卻是毫不含糊的。非黨非團的他，在第二期土改中被提升為副組長，單獨負責一個聯防村的工作，說明領導上對他第一期的表現是滿意的……”（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嚷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