痞子文化及“士改”
建國初起的土改運動中，有兩類人，引起了我濃厚的興趣。
第一類人，有著種種的稱謂：勇敢分子，痞子，流氓，二流子，雞鳴狗盜之徒，或者往莊嚴上說―流氓無產階級。這個詞Lumpenproletaviat，是隨《共產黨宣言》流傳進中國的。
參加了西北土改參觀團的北京大學教授朱光潛，隨工作組來到了陝西省長安縣五星區十一鄉的東大村。村農會主任靖生富，馬上主持開了個歡迎會，會上由村幹部們介紹村裏各方麵的情況。當時，還看不出靖生富此人有什麼問題。
住下來後，工作組即分開家訪，訪問對象多是貧雇農，著重了解他們對於劃分本村地主和鄉村幹部的看法。跟了幾家，朱光潛發現，群眾對於地主剝削和生活水平的情況，還比較敢說；當問及幹部的意見，多數人都說：很好，沒有什麼。偶爾口氣裏有流露不滿的，也隻含糊其辭，不得要領……最後，工作組發現了幾個被靖生富開除出農會的農民，逐漸從他們的口中，知道了此人的一些劣跡。為了搞準材料，工作組派了一個農民出身的幹部，與那幾個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又通過他們串聯紮根，終於弄清楚了靖生富的真麵目。
靖生富本是一個貧農，可好逸惡勞，去終南山裏落草當過土匪。解放後，東大村原農會主任去了鄉農會當主任，職務一時空缺，他站出來說：這個苦差事，既然沒有人幹，就讓我來幹，我不怕吃苦！見他滿臉匪氣，村幹部沒有一個敢說“不”字。他當上村農會主任後，即起用了幾個親信當農會委員和村民兵隊長。
1950年征公糧，靖生富在村裏多征了306石，沒有繳人國家糧庫，也沒有在村財務進賬。一戶農民在征公糧單上漏列了名字，靖生富私下向他索要白米二鬥，便讓對方免繳了公糧。村裏邀戲班唱秦腔，他決定每戶依年收每石糧出米五合，東大村是個有三百多戶的大村，聚攏來可是個大數目，其中少數給了戲班，多數進了他家的糧圈……幾個農民看在眼裏，背著他，算了一次村裏的財務賬，這一算，他露餡了。表麵上態度老實了些，但很快他熱絡好鄉領導，又找來種種須有、莫須有的岔子，將他們開除出了村農會。
此後，靖生富在村裏更是一味獨斷專行，不準群眾提意見，誰提意見，他就給誰扣上“反動派”、“地富走卒”、“搗亂農會”的帽子。毆打群眾，也是他的家常便飯。一次，鄰家一個婦女，鼓著膽子，進了他家院子尋他說理，正睡在床上化脹消食的他，光著個黑乎乎的大髒跳下床，摸起根劈柴，將那婦女痛打了一頓。更嚴重的是，土改前夕，他常在地主家吃肉喝酒，幫助地主設法收回租佃出去的土地，又趕快賣掉。他的親信之一張福堂，一邊在村農會裏當調解委員，一邊走鄉串村販賣白麵，據說資本還是他出的……
對靖生富， 東大村的群眾都恨得牙關癢癢的， 多數人卻敢怒而不敢言。工作組進村的前夜，他仍在威脅村民：“土改工作組不會跟你們過產輩截他們走後，凡說了我老靖壞話的，我一刀子一個，叫他的腦袋成落地的西瓜！”
——（見朱光潛《檢討靖生富一一西北土改所見之公一》）
此類人物，在南方把持了基層農會的也不少。
在贛南南康縣田田鄉，村鄉幹部背景不純是一個普遍現象。鄉長幹過舊政權的保安警察。副鄉長中農成分，卻是全鄉婦孺皆知的鴉片煙鬼，直到組建鄉政府前才說是戒了。第三村的村主任，以前在墟上專吃賭博飯，贏了錢，便花天酒地，呼朋引類，常常鬧得雞飛狗跳。副主任，在國民黨部隊裏當過二年多兵，也是個賭兒……
在第一期土改中，田田鄉最為熱衷的事情是沒收地主的財產。大轟大翻一番的結果，是很多的財物都落人了幹部們的腰包。此外，搞沒收的那幾天，凡是參加了沒收的人，都到農會的大屋裏吃公飯，每餐排開六桌，一尺多高的酒壺六把。後院裏殺豬宰雞，水滾刀飛，血漫屍橫，常常是沒收回來，即現宰現燒現吃……也許，真是有著普天同慶的好意，要不，卻是出於將水搞個大渾大濁的心機，鄉裏兒童團到村子裏扭了幾圈秧歌，也叫到農會來享用公飯……
二期土改的工作組到後，僅在第一村初步清點，光穀子就吃掉了四千多斤。貧雇農私下紛紛向工作組反映：幹部們經濟上一下就翻了身，肚皮裏也長起了板油，而咱們隻分到一點破爛和不合用的物件……
之所以稱這類人為“勇敢分子”，他們信奉“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或者說，他們讓這句出自於革命經典上的話變得氣味不正：失去的隻是身上的鎖鏈，而獲得的是整個世界。猶如嶂螂總是在潮熱的夏夜大量繁殖，他們極善於利用突變、動蕩和失序的政治氣候，當大多數人尚渾然、茫然、愕然、惶然而無以應對之時，他們像美洲豹一樣躍上了權力的峰巔，以令人暈眩的速度，拋棄了昔日惡劣的生存條件。
太平日子裏他們起不來，他們隻能是亂世的副產品。他們代表了一條權力向下層人開放的黑道。賣過狗肉的劉邦如此，原先落草在終南山為寇的靖生富亦如此，在宋代之前，黑道卻屢屢變成了皇道。
之所以稱這類人為“痞子”，他們沒有良知，沒有尊嚴，無論對現世、還是對來世，沒有一絲一毫的敬畏之心。他們為非作歹，無惡不作，不少人歇斯底裏，表現有偏執狂、 自欺狂，或許還有如義和團一樣在神教、道統名義下的拯救狂……
他們熱衷於破壞，不但砸爛貴族，有可能的話，也要摧毀一切有恒心恒產的勞動者。在破壞中一瀉對貴族意淫的呻吟，享受著往日對他們嗤之以鼻的勞動者今日被其玩弄於股掌間的快意。他們拒絕建設，因為建設聯係著普通人平凡的腳踏實地的勞動生活，浸染著生活的全部美學原則。而多無一技之長、又憎惡普通人的生活，從不知美為何物的他們，一旦涉人了建設，便似一頭野牛闖進了瓷器店……
其實，建國之前，這類人就已經讓日後的研究者們為之“驚豔”了！
1947年冬，至次年春，在中原解放區和其他新區，土改中，“……無論是開倉散糧，分發浮財，還是分配土地，基本群眾（特別是老實的貧雇農）都有顧慮，不大敢去要。得利最多的隻是少數勇敢分子，而這些人中間，有相當一部分又是流氓分子、投機分子、遊手好閑分子等。”（張永泉《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
比這早些的，是東北土改。不會是空穴來風，無本之木，周立波在《暴風驟雨》裏也塑造了一個這樣的人物——
張富英，外號張二壞，原先家裏有二十來晌地，爹媽去世後，他又喝大酒，又逛道兒，家當都踢騰光了。完了他找三老四少，五親六眷，拉拉些饑荒，開個煎餅鋪。仗著他能說會嘮，能寫會算，結交的又多是一些打魚摸蝦的人物，在屯子裏倒也自成一派。頭年臂地的時候，杜善人找上他的門，送他五萬塊錢，兩棒子燒酒，請他幫忙。他滿口答應，往後就和楊老疙疽泡在一塊堆，合計假分地。後來叫蕭隊長識破。打那回起，張二壞時蕭隊長又是怕，又是恨，又奈何不得。到煮夾生飯（原注：對土改不成熟的地方加強工作，叫做夾生飯）的時候，蕭隊長走了，張富英慢慢露臉，關了煎餅鋪，參加鬥爭會，他能打能罵，敢作敢為。屯子裏就有人說：“張二壞如今也不算壞了。”往後因他鬥爭積極， 當了主任，人們也就不提他先前的事了……
張富英當上村農會主任後，他幹得最像是主任幹的活，就是在那幾天燈喝油如龍喝水的日子，領著村民，大搞了一回“砍挖”運動。但運動一完，他做主將鬥爭果實都賣了，賣出的錢，在公路邊開了個合作社，專賣婦女用的襪子、香水和肥皂，生意還頗為紅火。他想起來，便下場毛毛雨，給每個村民發一點錢，想不起來，幾個月“大旱”。他本人住在農會裏，和幾個往日一道打魚摸蝦、如今都是農會委員的弟兄，喝酒，唱戲，聽戲匣子，嘖葵花子……村婦女會主任是“小糜子”，也不時到農會來“辦公”。她老公跑到這裏來吵鬧，反對她和張富英兩人聯合“辦公”，被一個弟兄一巴掌打去二裏地。此後，張主任即在門口貼了張“閑人免進”的告示。村民們當然是“閑人”，鄉上、縣上來人卻是官人。為此，他在村口道邊設了一個崗，五個民兵輪流上崗，還兼著為他看門、做飯，每人每月發晌二萬五千元……
建國前後的土改運動中，在很多農村都能夠看到這樣一種情況，在前期總有一些靖生富、張富英式的人物很活躍，很快篡奪了農會的權力。得過一個時期，猶如大浪淘沙，塵埃落定，才會有一批品質相對純淨的農民被工作組發現、看中，並逐漸清除前者，以後者組成新的權力機構，這大約是個普遍的過程。
大概痞子們在土改的後期被淘汰出局是必然的；但是，另一個問題也隨之產生了，在前期，痞子們的破門而出，沐猴而冠，是否也是必然的？
痞子們本沒有多少群眾基礎。
1951年11月，作為複旦大學土改工作隊的成員，譚其嚷教授參加了安徽省五河縣喬集村的土改。這是他第一次投身於政治運動，飽含政治熱情的他，內心裏卻很快有些泄氣。他發現群眾並不像官方宣傳的那樣仇恨地主，許是當地地膺民貧，實在難找出什麼像樣的地主，就是有基本符合劃地主條件的人，生活也好不到哪裏去。群眾最痛恨的，是二流子和在當保甲長時做過壞事、被稱作“頑幹”的人。幾乎一訴苦，就集中到他們身上，窮追猛打，一揪不放。這可不是揀了芝麻，丟了西瓜？轉移了鬥爭大方向？
譚先生和其他隊員， 日以繼夜，深人茅舍柴門，訪貧問苦，啟發階級覺悟，期待一簇簇火苗彙成一片蓬蓬的大火，但鬥爭的矛頭還是集中不到地主的身上。相反，那一雙雙幾乎瞪得有酒盅大的眼睛，仍是落在自己隊伍裏。在初步審查農會會員資格時，被群眾指為富農、二流子、狗腿子、“頑幹”的人員有不少。村農會開整頓組織會時，原有130餘名會員中，就有31人，因受到群眾的潔問而需要交代問題……（參見（（譚其嚷日記》）。
痞子們，在無產階級的經典作家那裏，並沒有領到出身證。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對這部分人的定性是大致準確的―
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腐化部眾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中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幹反動的勻當。
在現代中國的社會變革中，主要是農村的變革中，痞子們卻獲得一張做偽技術精良、逼真的出身證。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便“將那些‘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閑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遊民，即流氓無產階級，當做貧農的一部分，列人革命先鋒之中，說他們‘最革命’……”（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卷），乃至幹脆將那時掃蕩三湘大地的農民運動，謂之曰“痞子運動”，頌之曰“好得很”……
我想，痞子們總能在農村變革中有一段如魚得水，呼盧喝堆，莫非是一個策略，一個被認為必須在這塊古老大地上施加的策略。
在王安石的《讀孟嚐君傳》裏，有一句話擲地有聲，燁爍古今：“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這意思是說，你孟嚐君搜羅、提攜、依靠“雞鳴狗盜”之徒，必然會對“士”怠慢、輕視乃至排斥、侮辱，後者怎麼可能會歸附並效力於你呢？
九百多年前的荊公，尚知一個“團結誰、拒絕誰”的問題；九百年後，作為從五四運動裏誕生的一位政治人物，怎麼會不明此道呢？
理性與現實鬥爭的需要是兩碼事。如同誰會不明白孩子們應該呆在明亮的教室裏學習、唱歌，該升中學時升中學，該上大學了上大學。但結果，他們卻被稱作大鬧天宮的天兵天將，在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中打起頭陣。他們瘋狂的熱情，被煽發為頭頂上的九個太陽，在焦枯了這個國家的同時，也深深灼傷了自己的少年和青春……
或許，這並不是一個策略，而是一份真誠的禮讚。
沒有民粹主義與烏托邦思想背景的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流氓無產階級是雨後的叢林裏一朵最有毒性的蘑菇。有著民粹主義與烏托邦思想背景的人們，則可能以為，痞子倒是雨後的叢林裏一片色彩最
豔麗的花叢。
它的豔麗可能在於：能以一種超越常規的方式，迅速地發動起一
場運動或鬥爭來。能以不顧及傳統社會倫理和傳統社會規範的一切手
段，達到激蕩社會、震懾敵人的目的。而且，在登高一呼、應者雲集、類似“文革”初期天安門廣場上八次檢閱紅衛兵的那般壯觀場麵裏，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和對造反的強烈的精神圖騰一起往臨的。而領袖們往往在骨子裏並不討厭崇拜，毛澤東就曾經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過：你們當做家的，希望自己的書有更多的讀者，這不也是個人崇拜嗎？
它的毒性，則遠遠幾倍、幾十倍地甚於它的豔麗―
對革命威權的主動靠攏和借助，使得痞子們的貪欲之膨脹、掠取，比起過去來，有了不可阻擋的理由和諸多冠冕堂皇的便利，從而獲得了政治、經濟上巨大的利益。在痞子們不斷向全社會成員施加罪惡的同時，這一巨大的利益，也在向全社會成員播撒、誘導一種人生的示範方式。於是，帶有明顯的反社會、反文化、反傳統、反智性的特點，本來受到社會多數成員反感、憎惡的“痞子文化”，卻有可能搖身一變，一邊以“窮人翻身”文化的身份，潛人社會的主流話語係統中，將其自私、愚昧、野蠻、冷酷的來曆，予以革命化和合法化；另一邊，如無影無蹤的塵埃，悄悄滲透進社會的各個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