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風暴雨！粗風暴雨來啦！”
題記：在趙德發的長篇小說《縫絡與決絕》裏，1947年春夏之季的沂蒙山區的天牛廟村，因早年父親當了土匪被殺而逃去外地十九年的膩味，土改前夕回到村裏，在當上了村農會籌委會新主任後，他整天歎喝的詞兒就是：“粗風慕雨！粗風慕雨來啦！”……
1946年夏天，中國各個解放區裏地主富農大麵積地不安、驚恐，或者擺出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架勢，均源自於這年3, 4月間，幾位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一次赴延安的工作彙報。
他們是來自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薄一波，來自華中解放區的鄧子恢和山東解放區的黎玉等。他們向黨中央彙報的中心意思是，如果還在農村實行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廣大的農民是不會滿意的。
1944年11月，在晉察冀邊區的一次報告中，彭真已經透露出邊區的“減租減息”開始走樣：當減租減息鬥爭已被充分發動之後，左傾現象往往就會立馬抬頭。他所列舉的主要表現是，幹部們對地主能否站在民族立場
黎玉（1906-1986) ，原名李興
唐。山西晾縣人上反對日本侵略者多持懷疑態度；每當國民黨發動反共高潮，邊區部分地主產生動搖，即有部分幹部擔心他們將與國民黨裏應外合，主張將地主階級徹底消滅；許多幹部認為統一戰線土地政策的溫和條文是錯誤的，他們在行動上拒絕接受以減租減息為主要內容的這一政策，或者還按蘇維埃時期的做法，沒收地主財產，允許農民不遵守佃租和抵押合同上的規定，不交租繳息一甚至一筆勾銷舊債，或是抵金未能歸還便索回押地……（參見〔美〕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1945至1949年的政治鬥爭》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顯然，彭真是將此視為必須加以製止與糾正的左傾錯誤。他似乎不像做了山東省解放區主席的黎玉那樣，善於理解與支持農民群眾的革命行動。
在山東，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明白，在向地主的清算中，要他們償還的債，與他們欠下的債之間，不一定要有什麼必然聯係，山東的許多村莊，都實行了一種所謂“七折八翻”的賠償方法：“七”，指過去七年中地主多收了的租費或少付了的工錢，算出總數後再乘以“八”，即日本鬼子打進中國的年數。如此算下來，有地主因多收20元租費而遭罰8000元，有農民因某年少給4元工錢而獲賠償1000元，甚至被打過一個耳光，也折換成了賠償100元……
在農民撥得風生水起的算盤聲裏，地主們要守住自己的地不那麼容易。較典型的，在營南縣澇坡區，經過一番清算後，全區63戶地主，在退出1221701斤糧食、7頭牲畜和537267元錢外，還交出4197畝地。不過幾天的工夫，黃世仁變成了楊白勞，楊白勞則做了黃世仁，“楊白勞”們若還錢不上，便隻能靠賣地湊數了。到減租減息鬥爭結束後，營南縣許多村莊裏已不再有地主，全縣至少有六千戶農民分到了土地。
山東境內，讓地主眉悸心驚的還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批鬥，雇工要價獅子大開口，經營式地主和用工的富農生產難以維繼。八路軍軍屬中的地主和富農家庭，並沒有享有經濟上的優惠待遇，更少政治上的安全感……由於害怕鬥爭進一步升級，1944年―1945年間，沿海地區有二千多名地主、富農，取道海上逃離山東，另外有些人投奔了日本人或國民黨政權及其武裝團夥。多數地主雖留了下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肯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黎玉同誌曾概括這些地主的破壞活動：
利用部分農民認為國民黨不久就會卷土重來的心理，散布謠言；奪回以前賣出或分出的土地；對於農民施以小恩小惠（如借點錢、種子、肥料等），以小利編取農民的同情，暗中與農民商定不減租或少減租，表麵上卻說按政府的規定減了；讓自己的兒子參軍，謀求軍屬的優惠待遇；賄路村幹部，給共產黨員施以“糖衣炮彈”……
對於地主富農們惶惶然如喪家之犬逃離山東，黎玉並不以為這是農民的過火行為所致。他將“過火行為”分為幹部發動的與群眾要求的兩類，前一類，則要注意避免，後一類不但不可避免，而且十分必要。他肯定是毛澤東同誌的好學生，以為後者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便揭穿了人世間地主與農民關係中的一切把戲。在一次聲色俱厲的報告裏，他的蠍虎子一般的目光，在對農民的過火行為感到憂心忡忡的幹部中滑來滑去―
如果群眾缺乏這種意識，他們怎麼能夠翻身卿他們怎麼能夠推翻幾千年來的封建製度呢？群眾將把任何企圖阻止或改變他們革命行動的人視為鬥爭目標。如果你害怕群眾的左傾，想要控製他們，不敢發動群眾或給群眾的行動潑冷水，那你就是在向右傾機會主義靠攏。
——（轉引自［美］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
人性這玩意大抵如此―剝了幾隻基圍蝦，沾著香醋，舌蕾略吮鮮味後，便想著去海邊，大口、大口地喝鮑魚湯。減租減息可謂手到擒來的成功，引發了包括山東在內的一些解放區農民的變更土地所有關係的普遍要求。
以華北的晉冀魯豫區為例，據太行山8個縣29個村的調查，在減租減息之外，村民總數50％的農民，還分得了186％畝土地。據太嶽區長子縣6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鬥爭結束後，主要因為土地所有權的變動，赤貧由189戶減少到7戶，貧農由638戶減少到389戶。該區的一些地方，已開始普遍沒收地主土地，“在那些地方提出三畝減租減息大會推平口號（即每人3畝平均分配），經濟上消滅地主富農”，而且，還進一步發展到“重重地打擊了中農，他們主張中農不分鬥爭果實，隻能亦在被推平之列。”（《晉冀魯豫局關於五個月來發動群眾的經驗向中央的報告》1946年3月26日）
1946年3, 4月間，薄一波、鄧子恢和黎玉等人向中央彙報後，由劉少奇執筆起草一個文件，中央又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改，形成了正式文件。同年5月4日，中共中央以此作為黨內指示下達各解放區，這便是著名的《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學者們常簡稱為《五四指示》。
指示的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在廣大群眾要求下，我黨應堅決擁護群眾在反奸、清算、減租、減息、退租、退息等鬥爭中，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雖然在指示的任何一條裏，都未出現“廢除地主的土地所有權”，或“無償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等字眼，指示卻要求各解放區在一場可以預見的大風暴來臨時，不能
心口發虛、腳板作軟——
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係，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汙蔑，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要堅決擁護農民一切正當的主張和正義的行動，批準農民獲得和正在獲得土地。時於漢奸、紊紳、地主的叫罵，應當予以駁斤，時於中間派的懷疑應當給予解釋，對於黨內的不正確的觀點，應當給以教育……
看著這“五不怕”、“三應當”幾近泄洪一樣排撻而下的文字，大概黨內沒有人會將這份指示束之以高閣，因為誰都從中讀出了中共土地政策發生大轉挾的信號，即由抗戰時期及勝利初期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開始轉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或者說，由削弱、限製地主製經濟的政策，變為消滅地主製經濟的政策。
這一轉挾，即便是在黨內，也有一部分同誌始料不及，包括自由知識分子在內的共產黨的同盟者們，更被蒙在鼓裏。不過一年以前，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報告裏，毛．澤東的話，還言猶在耳：
抗日期間，中國共產黨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這個讓步是正確的，推動了國民黨參加抗日，又使解放區的地主減少其時於我們發動農民抗日的隊力。這個政策，如果沒有特珠阻礙，我們準備在戰後繼續實行下去，首先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減租減息，然後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達到“耕者有其田”。
——《論聯合政府》
半年過後，周恩來在重慶公開重申了中共的這一態度，他說：減租減息仍將是抗戰勝利後共產黨土地政策的主要內容，“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國有化留待將來解決。（見《新華日報》1945年10月25日）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在軍事上、經濟上占到了絕對的優勢―在軍事上，國民黨有430萬兵力，其中200萬是正規軍，這些軍隊接受了11萬侵華日軍的裝備，又有美國提供的大批先進武器；共產黨隻有兵力127萬，其中野戰軍61萬，沒有海軍、空軍，裝備落後，大抵上可以概括為“小米加步槍”。
在經濟上，國民黨統治區，約占全國麵積的76%，有近三點四億人口，控製著幾乎所有的大城市和全國絕大部分鐵路，擁有幾乎全部的近代工業，而且有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的全麵援助；共產黨控製下的解放區，約占全國麵積的24%，人口隻有一點三六億，近代工業幾近空白，基本上一個屁股都坐在了社會發展全麵落後的農村，而且沒有外援。
雙方力量至為懸殊外，更重要的還有，飽受了戰爭塗炭的中國，在八年堅苦卓絕的抗戰中，付出了極其慘烈、慘重的代價，共傷亡二千一百多萬人，其中軍隊傷亡三百八十多萬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參戰國傷亡總數的五分之二，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折合一千億美金以上。
尋求和平，維護和平―對休養山河撫慰蒼生有利，對壯大共產黨的力量有利，對贏得國統區裏廣大的百姓和知識分子的人心有利。
毛澤東在蔣介石邀他赴渝談判的第三封電報後，複電稱：“……甚感盛意，鄙人巫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大計……" 1945年8月底，毛澤東應帶著化幹戈為玉帛的美好願望，登上了赴重慶談判的飛機。在重慶冠蓋如雲、酬醉紛綸的那些日子裏，他通過記者告訴世界，未來的中國將是“自由民主的中國”，在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外，還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及羅斯福的“四大自由”……
他還在張治中為他舉行的盛大歡送宴會上，發表告別詞，內稱：“中國還要三五十年的努力，要全國人民、各黨派，共同在蔣主席領導之下實行三民主義。大家要一條心，長期合作，不能作別的打算。”
在場的《新民報》記者浦熙修注意到，重慶的氣候使他不如來時那樣容光煥發，但“他告別詞的聲音由緩而昂，最後使用了渾身力量在高喊”，大約傳達了他眺望中國未來前景的堅定之力。宴會在一片“新中國萬歲！”“蔣主席萬歲！”的口號聲中結束……（《山城昨夜綺筵開，毛澤東辭別重慶》《新民報》1945年10月9日）
1945年10月11日，毛澤東（右一）結束了對重慶的訪問返回延安，張治中
（右二）等到機場送行
這一些，都顯示了毛澤東―作為一位卓越的謀略大師，在一生較少的不講韜晦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純淨，一種一眼看上去就像一支紅玫瑰靜靜地插在剛換過清水的玻璃花瓶中的純淨，而這支紅玫瑰從絲絲花芯，到每一花瓣，都在殷殷地呼喚著和平……
畢生忠實於毛澤東的周恩來，因為也一定忠實於他的這一純淨，才可能在半年之後，仍在重慶信誓旦旦，‘，孫中山之平均地權，節製資本，必須順序而進，非可倒置者。”“中國目前為發展資本主義階段，要保護私有財產，十年二十年內絕不可能實行社會主義”，因此，共產黨的減租減息的土地政策不會改變。
1945年冬天，蔣介石開始踐踏《雙十協定》，包圍陝甘寧邊區的軍隊不算，正在向各解放區集結的國民黨軍隊，達到了八十萬人。一進人1946年，從1月到6月，國民黨軍隊對各解放區發動了四千多次挑釁，挑釁規模最大的是在東北，形成了關內小衝突、關外大衝突的局麵。至6月，國民黨的正規軍已經有80%，站到了內戰前線。那支紅玫瑰尚未吐露出片刻的芬芳，轉眼間，就要在鉛塊般厚重的硝煙氣息裏凋落……
1946年的上半年，毛澤東已經明白，蔣介石是他―當然也是中國革命終生的敵人。和平隻是一紙空文，雖“英雄不仁，以萬物為當狗”，但首先將和平投人到血泊中去的是蔣介石。
許多曆史研究者認為，對中共土地政策的突然轉挾的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炮火如悶雷一樣已經隱隱響起在地平線上的內戰本身。“共產黨人從未正式宣布戰爭是他們改變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們在1946年開始表明態度，隻有土改才能動員農民擁護他們反對國民黨。這一因果關係看起來十分清楚。”（〔美〕胡素珊著《中國的內戰）））
其實，早在1945年底，毛澤東本人已經在一篇文章中，道破了這一因果關係―
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否則，群眾分不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優勢。
——（《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
五四指示提這一因果關係的邏輯結果。共產黨卻不想廣而布之，公告天下。在這一指示作為黨內指示下達各解放區後的第九天，一份《中共中央關於暫不在報紙上宣傳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指示》便下達了，該指示規定：
在各地的報紙上，除公開宣傳反妖清算、減租、減息的群眾鬥爭外，暫時不要宣傳農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動，以及解放區土地關係的根本改變，暫時不要宣傳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變，以免過早刺激反動派的警惕性，以便繼續麻痹反動派一個時期，以免反動派借口我們政策的某些改變，發動對於群眾的進攻。
地主的命運，仿佛成了風向之標。
地主本身，則似乎是某種祭刀之牲，一旦戰火重開，就得讓它刀口舔血。
而眼下，雖然地平線上有悶雷聲隱隱響起，但和平這隻潔白的鴿子，還在人民的心空上飛旋。國共兩黨的談判，仍在繼續進行，雙方誰都願早點離開這張充當道具的桌子，誰又不想第一個離開它。此時談判的這一形式，遠比其內容重要……
按照經典說法，內戰全麵爆發的日子是1946年6月26日。以這一天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開始，隨後從7月到9月止，國民黨軍隊先後進攻了蘇皖解放區、山東解放區、晉冀魯豫解放區、晉察冀解放區、晉綏解放區。這即是說，常在蔣介石手裏玩的那隻鴿子，已被他扼斷了脖子，那張作障眼法使的桌子業已搬走。對於被迫卻堅定地走上這你死我活、最後一場大仗惡仗的共產黨來說，已經無所謂“刺激”或者不“刺激”國民黨反動派了。但內戰打響之後，在土地政策上，毛澤東仍不打算“實話實說”。
同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向民盟人士說明我黨土地政策給周恩來、董必武的指示》，其大意是“向他們說明我黨中央正在研究和製定土地政策，除敵偽大漢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與黑地外，對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沒收辦法。擬根據孫中山照價收買的精神，采取適當辦法解決之，而且允許地主保留一定數額的土地。對抗戰民主運動有功者，給以優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不久，中共中央製定出了一種擬予公布的土地政策，這便是一份《為實現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區政府的提議》。提議為草案稿，供各解放區討論提出意見。草案稿裏，與地主直接有關的政策非常具體，比如有：
凡屬地主的土地超過屍定數額者，其超額土地，由政府發行土地債券，並以法令征購之；
由地主保留免於征購之土地之定額，由各解放區政府根據各區情況規定之，大概以等於當地中農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兩倍上下為適宜……並應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質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