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抗日期間，在抗日軍隊與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務二年以上，及積極協助抗日民主政府之地主，應保留等於中農四倍以下之土地免於征購；
凡不在地主（即逃亡地主）之土地，在該地主未返回前由政府征收之，但在該地主返回後，即按地主土地征購之；
凡因實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難之地主家庭，有適宜作公教人員者，政府應酌情錄用之……
今天，將這份擬公布的土地政策，與已經下達黨內的《五四指示》對照起來看，後人大約會有的印象是：一邊是在“五不怕”、“三應當”幾近瀉洪一樣排撻而下的文字裏，將很快聽到地主階級陷於滅頂之災時的驚呼與哀號；一邊是克製、客觀、寬容、平和，人們很容易想起七十年代之末，來自中南海的一個決定，讓多年來不過是軟體動物的地主富農，在無邊的淚花裏抖抖索索，一下還了人形。
一邊是以鬥爭為猛藥，攻農村之沉病；一邊是以疏導為文火，消社會之積弊。一邊真要做的，深文周納，決不掉以輕心；一邊是給外人看的，也詳而備之，不走過場……
如此霄壤之別，十一年後還有一次，它眾所周知地發生在1957年五、六月的所謂“大鳴大放”裏―
中國的各級黨組織和各級統戰部門，一邊以阿慶嫂“壘
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的熱情，召開著消耗了千萬噸茶水、
千萬噸紙張的整風座談會；一邊又頻繁地接受著來自北京的
雪花般綿延不絕的秘密指示。好似一幕大戲即將首演的後
台，化妝師、燈光師、美工師們懷著半是緊張、半是興奮的
心情，在各自的行當裏精益求精，縱橫牌閡， 以便開場鈴
聲一響，即往台上隆重推出各個品種齊全、打扮齊全的“右
派分子”
——（拙著《禪機：1957》)
後一次顯然為的是“引蛇出洞”，這“蛇”當然是知識分子。
前一次為的是什麼呢？打算向些什麼人，一時掩蓋起中共土地政策的這一重大轉挾呢？
從中共中央為了如何向民盟人士說明黨的土地政策，專門給尚在南京任中共代表團領導人的周恩來、董必武下達指示來看，這些暫時還不想讓其知道的人，主要仍是知識分子，準確點說，他們是在時空上或心空上，投奔了國民黨的右派知識分子與投奔了共產黨的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中間派，即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則可謂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大本營。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滿並敢於公開抨擊國民黨的專製、腐敗與黑箱政治。從章伯鈞、羅隆基、梁漱溟、章乃器、張東蓀、儲安平、王造時等民盟代表人物身上，後人可以發現，他們身上既有中國士大夫傳統的憂國憂民情懷，身後又多有西方人文主義與民主憲政的學養背景。正是兩者的交彙激蕩，使得在中國無數個死氣沉沉的日子裏，“五·四”這一天脫穎而出，在他們這代人的打磨下，有了“民主”的靈動造型，有了“科學”的釉亮光澤。由於他們對“五四”價值的守護，對“五四”精神的弘揚，必然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同時麵對兩個戰場―一個戰場上，他被槍林彈雨愈來愈掏空了體力；另一個戰場上，他被越來越沉雄的輿論拖垮了心力……
但這並不意味，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共產黨不可圈可點，或心存狐疑，甚至深懷惕懼―
1947年3月8日的《觀察》上，發表了該刊總編輯儲安平的《中國的政局》一文，他像是個政治上的風水先生，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和民盟在未來的“風水”，均不看好：
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隻要國民黨一日保持其政權上的優勢，民盟與中共可能繼續維持其聯係的步調。但是鉀旦國民黨在政權上已不占優勢時，在那個時候， 中共與民盟恐將分途而未必再能呼應了。
抗戰勝利後的這一年來，在國統區關於解放區裏鬥爭、清算地主階級，和亂打亂殺的繪聲繪色的報道，令人汗毛陡聳的傳言，廣為流布，其勢日漸洶洶。不少人在思慮，它們到底是少數所謂“貧苦農民”實為痞子、懶漢在趁火打劫，還是一批急於要將“共產主義”提前到今日的地方幹部走火入魔？
1946年上半年，數千名地主，其中多是中小地主攜婦將雛，灰頭垢麵，從蘇北解放區惶惶逃離，逃到了上海、南京，一時間被各媒體稱之為“難民潮”，使得滬寧兩地的許多知識分子日愈相信，在這兩者之中，恐怕情形是屬於後者。
似乎打的是鄉下的地主、富農，卻痛在了城裏的知識分子身上。一下令人聯想起當年北伐軍由粵人湘後，多數人家裏是地主的軍官們的心，一片動蕩起來，鄉下不斷有家裏被鬥、被抄的消息傳來，軍營裏不斷有各地躲避來的親屬們作劫後餘生的訴說……作為導火索之一，正導致了“馬日事變”的爆發。
孝子賢孫、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等成語，卻並不適應於一切知識分子。在自由知識分子中，一些著名的活躍人物，家裏並不是地主。如羅隆基，祖父經商，父親以教私塾為業。王造時，父親先是放排工人，以後做起了竹木生意。梁漱溟，曾祖、祖父、父親三代皆中舉而人仕途，可謂“世宦之家”，但曾祖卸任時，無錢而有債，祖父來還債，債未清而身故。父親四十歲方人仕途，在此之前在鄉間“義學”教書為生，飽嚐了市井瑣碎、民間疾苦……
他們惕懼不安，並作了強烈反應，恐怕主要是―時下解放區的農村情形隻是龐大冰山之一角，中共若決心以激烈手段改造農村，便意味日後中共坐了江山亦會以革命去重塑社會―而這顯然不合他們
理想的政治理念。
1946年8月1日，以自由知識分子為智庫的《大公報》發表了一
篇社論，它強調：現在全國人民想要兩樣東西，一是想讓共產黨保證
履行其於抗戰期間許下的不進行激烈土改的諾言；二是想要國民黨政
府貫徹限製私人資本和平均地權的民生原則。
此時，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產黨大體上恭而敬之。這固然因
為兩黨對壘中，在共產黨的一個日益壯大的精神後方，由周恩來聯係
著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始終是一支獨步風雲的方麵軍。此外，一個
彰顯的事實是，在知識分子的思想尚未被收歸“國有”，知識分子的人格，亦未被吸附進“單位”的“公共人格”之前，又尤在英雄未立、天下失序時期，誠如錢賓四先生所說：
在百萬大軍作國運存亡的大戰爭中，一布衣學者發表屍番意見，可以影響整個國際向背，如魯仲連之義不帝秦。
——（《國史新論》）如祝勇先生所說：
戰亂與動蕩，幾乎可以使文人與政治家平起平坐，他們身處體製之外，可憑個人意氣幹預政治，亦可蔑視政治權力，卻不必受製於體製內的運作。
——（《英雄何為氣短》）
在烽煙乍起、共產黨前途未卜的1946年，似乎毛澤東還沒有精力，更缺少實力，來向那些習慣於穿西裝、打領帶，常常說英文與講漢語同樣流利的人們證明：東方的這塊古老而又罪惡的大地上，倘若沒有一回回火焰與血水的蕩滌，中國決不會有新生的聖潔與明麗！
大概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脆弱的神經，和他們往往良好的自我感覺呈現了強烈的反差，而現在，還不到打破這批人良好感覺的時候……
同年12月，在《五四指示》在黨內下達大半年之後，陝甘寧邊區公布了《政府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依據該條例，地主家庭可擁有的人均土地是中農家庭人均土地的1.5倍，超過這一數量的土地都要賣給政府。那些在抗戰期間有貢獻的地主，可以保留兩倍於一般中農人均土地的土地。富農的土地不屬於征購的範圍。由鄉政府、鄉農會與地主共同商定土地征購價格。一般情況下，這一價格不得超過該土地兩年收獲的總價值，也不得少於一年收獲的總價值。政府購得土地後，按半價賣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後者可在十年內付清地價款。若農民窮得實在無法償付，可向邊區政府提出免除付款的申請。貧農購買的土地，加上自己原有的土地，不得超過中農平均擁有的土地。貧雇農和貧窮的軍屬，在購買此類土地時擁有優先權。
12月24日，新華社延安電訊：在延安以北約160公裏處的綏德縣賀家川村，通過政府征購的方式，首次成功地實行了和平土改。從11月25日開始的九天時間裏，政府不但結束了征購土地，全村61戶無地或少地的農民，還在邊區銀行的資助下，用7200斤糧食，買到了近1500畝土地。平均一畝地還不到5斤糧食，這遠低於邊區政府自己規定的土地價格的買，等於白送，那麼先前地主賣給政府的，也就等於白送。兩輪白送的土改， 自然是和平土改。
過了兩天，在新華社的北平電訊裏，又將這條消息發布了一遍。
充溢著和平空氣的，並不僅僅是賀家川村，據有關資料，在《五四指示汗達初期，各解放區的地主獻田達到了33200餘司‘則大眾日報》1946年8月24日）。獻田的地主中，大抵是三種情況：出身於地主家庭的革命軍人、幹部，以力促家裏人向農民獻田，表明自己固若金湯的革命立場；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的開明紳士，如走進了《毛澤東選集》的李鼎銘先生；一些地主說蠢也蠢，大浪滔滔已經卷去了褲權，他還站在水裏捉上衣的虱子。他們隻獻出少部分土地，其中多是差地、遠地，保留大部分土地，又以好地、近地居多；或者獻田給關係不錯的個人，期待風頭過後再將地收回來……
新華社電訊裏不會再提到的是，這種幾近於兩頭白送的和平土改，大約隻開展了兩個月，便在許多地方被批判為一種右的傾向，而在1946年10月後堰旗息鼓了。
四
拙著《禪機：1957》裏，康生給我的印象如下——
他像是這樣一個人：黨內太平時，他病病歪歪，隻有閉門摩享古玩，或者吟風弄月；黨內一有風吹草動，他便精神硬朗得能在結結實實的水門汀上紮個窟窿。
他又像是一隻頗得主人賞識的獅毛狗：主人不用它，它無聲無息，偏於一隅，悲哀與淒涼，隻拌著華貴的狗食咽進自己肚裏；然而，隻要主人一叫它，或者不必叫，它就自己來了，總能夠讓主人在頗為孤單的時候平添幾分溫暖，或是讓主人在某種世相未脫渾沌之時，就變得異常地“清醒”……
這次，康生是在1946年12月中旬結束他自延安整風後的沉寂。
按毛澤東的指示，他帶著七個人，去了離延安以西約160公裏的隴東，毛要他了解這裏的土改情況怎樣。在隴東呆了五個星期後，他回到延安，第一次公開露麵是在中央黨校。他發表了一篇措辭激昂的演講，批判在整個隴東彌漫著一股對地主妥協與溫和的氣氛，主張喚起民眾，無須劃定任何框框，一切由著農民處理，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土地問題。
次年3月，康生奉命考察山西土改。
康生在晉西北的臨縣一個叫郝家坡的村子住了下來。這一住，住了近四個月。他帶來的土改新標準是：第一看曆史，不但要看一個人現在有多少土地、財產，而且要查他家曆史上，起碼是三代以內的土地、財產及有無剝削的情況；第二看政治，作為農民的政治表現，集中反映在群眾對其的態度裏；第三看生活，即要看一個人的家中生活狀況怎樣。
這不是什麼新的標準，而是一條肚皮隆起、遊移顯得有些笨拙的大魚，在終於可以撒籽的時候，暢快地在水中一路瀉下天文數字的魚籽——
郝家坡村原有地主3戶，富農6戶，現劃地主6戶，富農8戶，占全村總戶數由原先的4.8%，增加到11.3%。大概考慮到住著一位領導同誌的村子裏，不能弄得環境漆黑，便手中有所斂製。而在臨縣121個行政村、58400的總戶數中，地富已劃到9557戶，占總戶數的16.3%；在晉綏分局所在地的興縣，有一個蔡家崖行政村，在552戶人家中，被劃為地富的有124戶，占總戶數的22.46%。 日後被證明確實劃錯了的有50多戶，人口300人左右。
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在康生的精心指導下，僥幸沒有被拔高為“地主”、“富農”成分的中農，其地契拿在手裏，也隨時可能變成一隻飛掉的鳥兒。在晉綏老區，據河曲、保德、興縣三個縣的統計，在土改沒收征收的總土地中，抽動中農的土地一般要占到45％以上，在河曲、保德的部分村子，甚至達到了80％以上。在屬於半老區的五寨、神池、方山、中陽、哼縣、靜樂、朔縣、山陰等8個縣，這個數字平均統計下來，是36.1%0（見《土改整黨中幾個基本數字的估計》晉綏分局秘書處1948年）
工商業者也受到嚴重侵犯。康生有一個提法是，在向地主作鬥爭的同時，決不能放過了“化形地主”。在他的眼裏，如同地主穿破衣服裝窮，地主亦會披掛起一副商人打扮，而企圖金蟬脫殼。據晉綏五個分區十個城鎮的事後統計，在原有2603家商號中，“因土改、征收營業稅、懲治經濟反革命擴大了範圍而停業者756家，占總戶數29% 。 ” “最嚴重者，如朔縣農民進城大鬧三天，全市被沒收的500多家中，有240家是正當的工商業。”（《關於土改工作與整黨工作基本總結提綱》1949年1月30日由晉綏黨代表會議通過）
康生的規則轉變成鄉村內無數複仇行動。康生不僅沒收地主的房子和財產，把他們的土地分給農民，而且煽動農民討地主和他們隨從的仇恨。以社會正義的名義，鼓勵農民通過殺死地主和富農，來結清宿怨。康生豐富的經曆從未抑製他對土地改革的嚴厲措施的熱情……黨內執行土改政策的小分隊，被派到最遙遠的鄉村，組織當地的農民，組成土改小組，他們發動貧農和雇農去反對富農。 當優恨達到極點時，農民被鼓勵在“訴苦大擴的講壇上訴說在“土刹手裏受到不公正待遇和侮辱；不論是真實的還是想象的，這些大會經常以土改小組帶領群眾高呼“槍克他！槍克他！”或“殺！殺！殺！”而告結束。 負責這個過程的幹部會裁決地主犯了嚴重罪行，判處他們死刑，並且下令拉出去就地處決。
處決過程與判決過程一樣沒有絲毫憐憫。許多地主被槍決、 吊死、殺頭、毆打致死，被打在建築物的牆上，’或者被活理。一些令人恐懼的行話，說明了康生所發明的奇特處死方法：在冬天裏讓人穿上薄棉衣，將水澆在他身上，直到溫度降到零度以下將他凍死，這叫“穿玻璃衣”；把人活理在雪中，這叫“冷凍”；將他埋在坑裏，埋到頸部露出腦子，再弄碎他的頭蓋骨，這叫“開花”……
——（［美］約翰·拜倫歲伯特·帕克《康生傳》）
康生那對閃爍著蜘蠍般幽光的眼睛，終於大麵積地收獲著跳蚤醉血式的歡愉。
大約兩個月裏，在山西這台古老的電視機上，男人打地主、富農，女人打地主婆、富農婆，孩子打“小地主”、“小富農”，成了全頻道的節目。“節目”上演得最生猛的地方，是林縣，這裏幾乎殺掉了每一個地主和富農。由於亂打亂殺的風潮，是和拔高階級成分、擴大打擊麵的錯誤同時發生的，“節目”裏被施暴者的角色，不一定就是地主富農。據興縣當時的統計，在8個區290個村莊中，有1051人被打死，其中，中農和貧雇農占到了三分之一強。（趙晉劉樹信《有右反右，有“左”反“左”》《黨史文彙》1987年第5期）
凡涉及到人鬥人的群眾運動，當群眾幾乎被當成上帝一樣給頂禮膜拜時，大抵他們離從這寶座上被踢翻的日子也就不遠了。廣大的升鬥百姓，在一回回的人鬥人的群眾運動中，除了收獲彼此經年不息的糾葛，一代人甚至兩代人都冰釋不了的患怨，還有大量的苦難與血淚外，難道還能再得到些什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