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曆史尚不清楚這藏在中國政治黑匣子裏的秘密。大抵，在山西這台電視機的所有頻道上，群眾還在快樂地做著上帝……
五
中共中央原計劃於（（五四指示》發布一周年時，在延安召開土地會議，總結各解放區經驗，製定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毛澤東派出康生率領的中央考察團，到山西考察並指導當地土改，便是為此作準備的。1947年春，胡宗南部進犯陝北，使這一計劃擱淺。
3月18日，中共中央撤離延安，並分為兩攤。一攤為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三位書記，率黨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駐陝甘寧邊區，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另一攤，由劉少奇、朱德兩位書記和一部分中央委員，組成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工作委員會，經晉綏解放區進人晉察冀解放區，7月初抵達西柏坡。
同月17日，即受中央委托，在此召開了土地會議，後被稱之為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全國土地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工作委員會的主要負責人劉少奇、朱德、董必武及康生、陳伯達等，東北、冀熱遼、晉察冀、晉綏、冀魯豫、山東、陝甘寧等解放區的領導人彭真、聶榮臻、胡錫奎、劉秀峰、薄一波、李雪峰、張稼夫、李卓然等。此外，華北地區大多數地委、晉察冀野戰軍每個旅，均派出一名代表，總計107人。在其時日趨激烈的戰爭環境中，召開的這次中共曆史上從未有過的、規模空前的討論土地問題的會議，最突出地顯示了土地改革在中國革命中舉足輕重的位置。
全國土地工作會議，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大綱共十六條又十項，其中較能體現其特征的內容有―
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製度。（第一條）
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第二條）
即無論大、 中、小地主，一般地主與惡霸地主，頑固地主與開明地主……一律沒收其私有土地。
鄉村農會接受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征收富農的上述財產的多餘部分。（第八條）
所謂“其他財產”，即是指一般來自“砍挖”運動中的地主、富農的浮財和底財。
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製度改革以前的債務。（第四條）
一風吹了的，不僅有地主、富農、高利貸者放出去的貸款，還有農民之間的債務，農民與工商業者之間的債務。一般地說，總是貧雇農向中農借貸的多。
……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受，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數量上抽多補少，質量上抽肥補瘦，使全鄉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第三條）
雖然中農的土地，與“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製度”無關，但按人頭平均分地的結果，必然“抽多”、“抽肥”的是中農，而“補少”、“辛卜瘦”的是貧雇農。
鄉村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 鄉村無地少地的農民所組織的貧農團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 區、縣、省等級農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為改革土地製度的合法執行機關。（第五條）
因為貧農團是農會的核心，“苦大仇深”的貧雇農，既是土改鬥爭的權力擁有者，又是這一鬥爭的巨大受益者。
為貫徹土地改革的實施，對於一切違抗或破壞本法的罪犯，應組織人民法庭予以審判及處眾人民法庭由農民大會或農民代表大會所選舉，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員組成之。（第十三條）
在土改運動中，貧雇農不但擁有行政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還握有司法權。
蔣介石王朝在大陸生存的最後一個機會，仔細想想，是被全國土地工作會議給嘩嘩地衝進了馬桶的。
這次會議後，隨著平分土地在各解放區的迅速展開，‘農民的心裏，都成了一片散發出濃烈麥香的曬場，而曬場上像石破一樣忙碌滾動的，是兩條響徹了大江南北的口號―
“解放軍打到哪裏，我們就支援到哪裏！”
“前方需要什麼，我們就送什麼！”
據不完全統計，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至少有260萬以上分到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了解放軍，保證了我軍源源不斷的兵員補充。此外，協助野戰軍和地方武裝作戰的民兵，也達到了220多萬人次。
我軍高級指揮員們的臉上紅裏帶紫，陽光般柴然，一個個由衷地讚歎：
我軍勝利的主要因素，在於我軍士氣日盛。這是因為我們是正義自衛的戰爭，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們為保衛他們的翻身果實而戰， 因此在戰鬥中莫不奮勇向前，以一當十。（劉伯承）
淮海戰役的勝矛11，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陳毅）
在土地改革問題上，毛澤東不想再讓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指手畫腳，說三道四。他料定在革命車輪排山倒海呼嘯而過的鏗鏘節律前，他們很快就會失去“自由”的本錢，豈管他們是什麼大學教授、報紙主筆、雜誌總編、社會賢達，大抵隻能學生般俯下身來凝神靜聽。這次會議在9月13日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 10月10日，便經中共中央批準，予以公布於世。
這次會議閉幕前，劉少奇作了結論報告。其中一個非同小可的意見是，在分析以往土地革命未能徹底的諸種原因中，他將“黨內不純”視為首要的、“帶基本性質的原因”。在這之前，即8月4日，他已經就自己經晉綏到晉察冀一路考察，及此次會議所反映出來的有關情況，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在劉少奇眼裏，黨的幹部隊伍中的成分不純、立場暖昧的情況，已經發展到了令他憂心如焚、寢食不寧的地步。報告稱——
縣以上幹部，地主、富農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
區村幹部及．妙卜委員裏， 中農是主要成分；
中農、貧農出身的區村幹部，完全不受黨內黨外地主、富農影響者不多；
老根據地地主、富農，完全與我幹部無親朋聯係者，幾乎沒有；
本地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時地主有些包庇……地主、富農出身的幹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還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們大多同情地主……
——（見劉少奇（（關於土地會議各地彙報情形及今後意見的
才妥告》1947年8月4日）
“出身”，這是該報告中用得最多的一個詞。猶如看女人是否年輕，你就看她的脖子。要看幹部是否可靠，你就看他的出身。似乎在劉少奇眼裏，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幹部們無法用政治脂粉、紅色奶霜去遮掩的“脖子”。此說卻大可商榷。
1953年，高崗在他寫的一份被認為是具有低毀性的材料裏，透露劉少奇出身於湖南寧鄉縣一個破落地主家庭。但在1951年土改時，後者的家庭成分被定為小土地出租。劉少奇即使是出身於地主家庭，相信熟悉中共黨史的人們也決不會懷疑，宛如一架剔去了浮土的大山，他曆來堅定捍衛革命的原則性與純潔性的立場，會因此而退後幾分……
他身邊坐著的康生同誌也如活潑潑的陽光，在鬆軟著他那一顆緊結得似老棉絮的憂心。
原本叫張少卿的康生，也出身於地主家庭。其父叫張發祥，有土地一千餘畝，橫跨山東省南部的膠縣和諸城縣。作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張發祥及其家人從不參加田間勞動，大部分土地都出租給了佃農，收入足以保證其過上富裕而又舒適的生活。在膠縣一個叫大台莊的村子，在一座有32間房子的平房群，康生度過了他最初的十六年。除了他的親媽，父親還討了屍名小妾。張家設了代名帳房管收租事宜， 一氣名仆人跑腿， 一代名長工種蔬菜，此外，還雇了五名婦女烹調洗曬，以及照料服侍康生和他的三個哥哥……
——（參見［美］約翰·拜倫羅伯特·帕克《康生傳》）
正是從這座平房群裏走出來的、飽受溺愛嬌慣的張家幼子， 日後在延安許多人眼裏，成為了黨內的紅色恐怖之父！1946年至1947年間，在山西、山東，讓一切聽說了他名字的地主、富農，甚至中農，肝膽欲裂，喪魂失魄，天可憐見！若想在康生的所作所為裏，發現他對“敵人”的動搖仿徨，惻隱之心，乃至裏應外合，大約便像在今日大量情挑、驚驚、搞笑的電視劇裏，要找到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樣荒唐……
就下麵的各解放區而言，如果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幹部，在各級政權班子中的確占有很大百分比，那麼在山西、山東等地普遍反映出的倒是，出身於地富家庭的幹部們，不但常常眼睜睜地或者不動聲色地，看著自己的家庭在一塊燒紅的鐵板上，被烤成漸漸幹縮、冒煙的饅頭片，而且掉過頭來，他們把更多的地主、富農，乃至中農，扔上這塊鐵板時，絕不會有半點的心慈手軟，隻可能將饅頭片再變成一團碳黑……
於是，1947年春夏之交，各解放區的土改複查中已經出現的左傾思潮，在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後得以繼續蔓延，並在這一年的十一、十二月間，達到了頂點——
雖然在（（中國土地法大綱》裏清楚寫明，鄉村中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但各解放區在分配土地財產時，無一將地主、富農與農民同等對待。前者分到手的土地，不是比後者少，就是土地質量貧痔，位置偏遠。在許多地方，土地的占有形態變成了“倒寶塔形”，即貧雇農占地最多，最好。中農一般。地主、富農最少、最次。
然而，有地可分、還能夠靠勞動吃飯，吃不了幹飯能喝上一碗粥的地方，便是地主、富農的香格裏拉了。在另外一些地方，“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甚至在驅趕時，不讓其帶走任何財產，叫做‘淨身出走’。”或者，“讓地主給原來的雇農（也有給貧農的）當長工，說是‘叫老財也嚐嚐咱們過去的苦，”……（參見張永泉《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
更嚴重的是，因為對地主、富農斷其生路，引起了一些地方人心的普遍恐慌，“不僅地主、富農逃亡，而且連中農、甚至貧農也逃亡。例如在晉綏的懷仁三區，全家逃亡和個人逃亡的有128戶，其中，中農就有86戶；左雲三區逃亡234戶，其中，中農就有92戶，貧農17戶。”（《晉綏五分區代表團關於土改整黨工作綜合報告》1948年10月）
在陝北的蔑縣，“有幾個村莊，連貧下中農的東西都一律沒收。幹部家屬，幸免於鬥者很少……有的烈士家屬也被掃地出門，有的用鹽水把人淹死在甕裏，還有用滾油從頭上澆死人的。蔑縣亂搞不及五天，竟一塌糊塗……”（習仲勳《關於西北土改情況的報告》1948年1月19日）
“康生”，在這塊驚魂綿延、人禍不絕的土地上，並不僅代表著一個已被釘上了曆史恥辱柱的名字，一個最終凋零了的紅色恐怖神話，而意味著一種曾流布國中的民族自虐現象，一種在野草般瘋漫的外表下卻極為必然、冷靜的內在機理。
此種混亂局麵，大約一直延續到了1948年1月。本月裏，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認定左傾思潮，已經成為當前各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的主要危險。
據此精神，任弼時同誌代表黨中央，在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擴大會議上，作了一個重要講話―（（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它闡述了六個問題：
一、根據什麼來劃分農村階級；
二、應該堅定地團結全體中農；
三、時地主、富農鬥爭的方法；
四、時工商業政策；
五、知識分子和開明紳士問題；
六、打人殺人問題。
該講話全麵闡明了正確的政策，頗為尖銳地批判了各種左傾錯誤。此後，經黨中央批準，作為指導土地改革的正式文件印發全黨。“對提高大家的政策水平，糾正土改中‘左’的錯誤傾向，保證土地改革的健康進行，起了重要的作用。”（江澤民《在任弼時誕辰九十周年紀念座談會上的講話》1994年4月25日《人民日報》）
綜觀建國以來，在反右、“大躍進”、“文革”等重大曆史事件欲罷未罷之際，毛澤東的睿智，似乎還表現在，當他對於釀成某種錯誤傾向負有主要責任，並已導致了他在黨內外的巨大信任危機時，總是他首先撥開層雲，站出來反對這一傾向，儼然這一段他是住在深山古刹裏的方丈，吟哦秦皇島外打漁船的詩人，對塵世間的激蕩與喧囂全然不知，從而漸漸化解了那步步逼近的危機。
倘若此論大抵成立，那麼，在眼下，便可見端倪了―
毛澤東派遣康生率考察團赴山西考察並指導土改，本就是為全國土地工作會議作準備的。而且，“現有的許多資料，都告訴我們，有關土地會議的一係列重要問題―包括會前的準備和會議的開法，會議前期所討論的問題（特別是關於整編黨和群眾隊伍，開展民主運動的問題），會議後期決定討論如何平分土地和製定土地法大綱等等，劉少奇都事先向黨中央報告並取得同意。毛澤東對於劉少奇的提議，幾乎都是表示讚成的。”
——（張永泉《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其中，對於劉少奇關於解放區農村中基層政權的分析，相信毛澤東也並不陌生。尚在江西蘇區“反AB團”鬥爭時，他便將‘`AB團”斷言為大批鑽進黨內軍內的地富分子。比起劉，毛幹脆省略了中間環節―出身。
此外，在1947年10月末，康生又率中央土改工作團來到他的家鄉山東。一行人中除了他的老婆曹軼鷗、當年還是青年經濟學家的於光遠，還有一位代名楊永福的瘦高青年，他對外的身份為康生的機要秘書，此人正是自蘇聯歸國不是太久的毛岸英。這期間，毛岸英告訴師哲：
（我）差不多兩周就給父親一封信，報告我在工作中學習、又在學習中工作的經驗和心得，而且這屍切都是在康生的教導和指示下進行和獲得的。康生有極其豐富的土改工作經驗，使工作進行得很順利。我學到了不少的知識，積累了極其寶責的經驗。康生對我的關心和幫助是很多的，也可以說是無微不至的……
——（轉引自景玉川著《饒漱石》，
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1月版）
然而，在這次會議所釀成的遍布各解放區的左傾錯誤走到頂點之後，又是毛澤東先知先覺，英明偉大，為黨把舵，為民立極，第一個撥亂反正。
隨著“平津戰役”的勝利，1949年的春節來到了。
這一年，勝利者還隻有55歲，誠如日後去莫斯科為斯大林七十歲生日祝壽時，斯大林當麵告訴他：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不能譴責勝利者，這是一般的公理。毛澤東的臉上，天庭飽滿，神爽氣邁，宛若一輪高懸的新月。
此刻，他大約不會想起韶山衝自家老屋的大門上，每到春節，父親就要貼上去的一副大紅對聯。在中國南方、北方的農村中都流行的幾副對聯裏，有一副最為地老天荒——
土生萬物由來遠
地載群倫自古尊
這是太久遠的往事了……
但在勝利的桅杆已經清晰地升起在東方地平線之時，睬在西柏坡鬆軟的新雪上，毛澤東一定會開始謀劃―這塊廣裹的大地上，已貼上或將要貼上各種階級標簽的人們，在進入一個全新的國家後，將要麵臨著怎樣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