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大山間的小小蘇聯
——“蘇維埃運動”側影
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蘇維埃，一個陌生的詞，開始在中國頻頻出現。
它使一些人溢滿激情，即使人在窮鄉僻壤，也深感自己是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前線作戰。它使一些人感到溫暖，宛如一無所有的一個工人，卻憑著一曲幗際歌》找到了自己的祖國；
它讓一些人驚呼失色，好像看到一頭恐龍，奔跑在南方布滿水澤的大地上，隨著巨足的踐踏，動蕩即刻似水柱一般噴射開來。它讓一些人在心裏竊笑：列寧、斯大林的剪刀下，馬克思的紙樣已經走形，而中國的一些革命家，還常常歡喜到俄國人開的二手店裏去挑選服裝……
毛澤東喜歡這個根據俄文音譯、其意為會議或代表會議的詞。
在他的思索中，蘇維埃是一條道路，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廣泛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推翻國民黨反動派。蘇維埃還是一種製度，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由工農兵掌握政權和管理社會，一種可能在布滿茂林修竹的中國南方建立國中之國的製度。
1927年8月18日，在討論於湘贛邊境即將發動秋收起義的湖南省委會上，在毛澤東的堅決主張下，會議已決定此次起義的性質就是共產黨人領導的武裝暴動，暴動成功後立即建立各級蘇維埃政權。在兩天後給中央的一封信裏，他建議中央莫再遲疑，應下決心“立即在粵湘鄂贛四省建立工農兵政權”，並可首先在湖南實行。
從1927年夏秋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開始，到1930年春，共產黨人在全國三百多個縣發動了武裝起義。在打出了一支共產黨人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的同時，也創建了大小不等的十幾個農村根據地。第一批以蘇維埃命名的縣級政權，是同在1927年11月間成立的井岡山下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廣東海豐、陸豐等縣蘇維埃政府，及湖北省黃安縣的農民政府。隨後，整個南方，蘇維埃政權由點到麵：贛西、贛南、贛東北、閩西、閩北、湘東、湘南、湘西北、鄂東北、鄂西南、皖西北、粵東、瓊崖、廣西左右江及豫南、陝北等廣大地區。
蘇維埃，這首激情、溫暖的詩，在不為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而沮喪的共產黨人手裏，獲得了詩意地表達。它最富有想象力的詩行，是寫在贛西東固地區，1928年，這裏打出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紀年……
在一切飄拂著蘇維埃旗幟的地方，改製換代之勢可謂波急浪湧。其中，最必要去做的， 自然是對於各個農村根據地具有奠基意義的土地革命。對此，領導者們深有感觸，在秋收起義和井岡山鬥爭之初，“紅軍每到一地，群眾冷冷清清”，連毛澤東也“深感寂寞”。但“分田、辦蘇維埃、建立自己的武裝”三管齊下，便是“群眾到處找共產黨”，“到處舉行代表大會和群眾大會，地主階級的政權被打得落花流水”……
蘇區的土地革命，一般分三個階段完成―
先是減租借穀，抗租抗債抗捐抗稅。這一階段，風雲乍起，似乎考慮到地主與農民彼此固化了多年的心態，一下還難以調整過來，濘冬動尚比較溫和：在江西，借穀，不管私下裏是否打算日後歸還，但眼下還是“借”的名義。減租則多“由農民自己請茶議租，大家決定繳幾成，然後向地主公開要求”，多“要求減租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宛如英國女皇對唐寧街10號首相府轉來的呈文，地主一般會照準如儀。
再是分糧分財產。這一階段，紅軍進駐了或是地方政權業已成立，“打土豪”、“散財產”成了軍隊或地方領導的重要工作。在前期，革命仍保留了俯身鄉野、實事求是的一麵，並不是所有地主的財產都予以沒收，至少每戶留下可資日後生活的一塊份地。鬥爭的目標規定為土豪劣紳、大地主、惡地主和其他反動分子。一份閩西蘇區留下來的檔案裏，對杭武縣大厚鄉沒收分配財產的過程作了如下記錄：
由鄉政府召集貧農團會議，討論沒收地主豪紳財產問題，確定沒收對象名單。 當晚派武裝人員對其徹底看宋標封，以防其轉移和逃逸；第二天，先“把首要捆起來，，由鄉政府召開群眾大會，通過徹底沒收土地、財產和殺地主的豬來吃的決定。組織“沒收地主財產委員會，，具體負責保管、登記和拍賣沒收財產；然後，動員男女老少農民集體到地主家搬東西，堆放到鄉政府，東西“堆得不能插刃。中午，農民們則“聚在草場上吃豬肉，吃得滿麵春風”；第三天，召開全鄉農民大會，處決“反動地主、惡棍共五下，並按規定物價拍賣物品（隻賣給貧雇農）。至此，貧雇農得到了房王衣服、用具等，財產也就“真分到農民身了了。
——（羅壽春《關於沒收豪紳地主財產的工作經驗——
杭武縣巡視工作報告1931年4月7日》，轉引自何友良《中
國蘇維埃區域社會變動史》當代中國出版社！996年了月版）
很長一段時間，在中國農民的集體潛意識裏，吃豬肉，而且是聚在大院或草場上一起吃豬肉，一定是個很重要、很活躍的意象。在簡陋得不能再簡陋的生存狀態中，是否吃上豬肉，成了日子是否富庶、是否快活的一個標識。但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裏，快活是要獨自享受的，如同有財最好不要外露，有紅燒肉吃，多半是夜裏爬起來和老婆孩子一塊吃，不要說拒絕別人，就是東廂房住著的老爹老娘也最好免了……
能夠光天化日之下，聚在一起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大抵隻會發生在一種時候―造反，革命，或者改朝換代。這種時候，因生理欲望長期地遭壓抑，要在最短的時間裏能夠獲得最強烈地滿足，除了幹女人外，當然是吃豬肉。這是群體性地快活，集團性地口袋裏有了錢，集團性地改變了昔日卑微的社會身份。吃豬肉，在滿足了口欲之外，還有了慶典儀式的意味。在水泊梁山的聚義廳上，在曆代新皇登基的金奕殿上，也在湖南被農民運動燒得像一塊通紅鐵板的日子裏，我們都無數次地看過這一場麵……
昔日一切的恐懼與卑微，眼下一切是否在夢中的半醒未醒狀態，經過這頓紅燒肉一吃，都煙消雲散了，精神霍然為之一爽！
隨即，便是最後最重要的階段―最根本的財產權的轉移，即沒收地主階級的所有土地和所謂屬於家族、祠堂、廟宇的公地、僧地等，以平均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這時，前一階段白天分到財物、晚上又偷偷送回地主家的農民，也敢說“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終於回老家了！”一種地主與農民間被固化了多年的心態一下傾覆了後，蘇區各地很快便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沸騰景象。
蘇區土地革命的深人，推動著“擴紅”運動的壯大。有資料統計，在紅軍中，原來職業以農民為最多，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二。而在地域上，來自蘇區的人員，又占到了紅軍總數的三分之二。在紅軍的主力部隊，林彪任過軍團長的紅一方麵軍，1934年4月時，農民出身的占到了68%，來自蘇區的則占到了77%。據統計，整個蘇區時期僅贛南參加紅軍者，便達到了三十萬人。這表明從土地上獲得利益的農民踴躍參軍，是“擴紅”運動迅速壯大的一條主要原因。
國民黨的地方政權被推翻了，宗族勢力不算數了。土地革命很快操持起一批隊伍，迅速填補農村的權力真空。鄉村政權在早期的領導鬥爭、分配土地、“擴紅”支前等方麵，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進行了一係列行政製度建設後，在規劃和領導農業生產，調劑糧食、勞力和生產工具，管理市場，組織商貿，乃至建列寧小學、夜校和識字班，成立鄉村俱樂部，普及紅色歌謠等經濟建設、文化需求上，也擔負起義不容辭的角色。
如果考慮到蘇維埃政權在許多方麵是未來共和國的雛形，他們或許能稱為二十世紀中國的第一批公務員，他們身上也暴露了公務員們一些源遠流長的弱點，諸如：鄉村政權有的很快蛻變為事務機關，“一天忙的是放哨，打路條，開飯”。有的沾染上了官僚主義習氣，老百姓以為不是‘他們自己的政府”。有人認為自己是為共產黨打工，“不吃蘇維埃的飯，就不做蘇維埃的事”，倘若是中午走進過去是祠堂或地主宅院的大屋，在粗糙的馬克思、列寧畫像及兩邊“主義遵馬列，政權為工農”的對聯下，常常可見三、四桌人吃得不亦樂乎，每個月的辦公費算下來，都得好幾百元……
總體上，如何友良先生在上書裏評述道，蘇維埃運動開展後，“得到土地的農民，勞動熱情明顯高漲，生產積極性明顯提高，蘇區此後連續幾年在勞力減少下生產提高一、二成，說明土地分配後農村社會財富確有新的增長。”與此相應證的是，有一首蘇區歌謠這樣唱到：“奪回了土地奪回了田，奪回了房產奪回了權，窮人從此伸腰杆，有吃有穿比蜜甜……”（見當代中國出版社《徐向前傳》）
蘇維埃，終究不是一首詩，不管是在它的故鄉，還是在它的翻版地。
在反映這一時期的電影作品，如《紅孩子》、《黨的女兒》、《閃閃的紅星》中，人們常常可以看到，蘇維埃是濃煙火光中一堵不倒的斷垣，是敢以血洗麵、再拆自己骨頭下來磨製梭鏢的一條漢子。當革命理想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如節日焰火一般繽紛地掛滿了天際的時候，人們很難有眼力去看到蘇維埃別的什麼；當革命的激情，與曾給曆史鑲了一串串曼妙花邊的泡沫，一起潮水般地退去，雲煙深處，蘇維埃卻可能給後人以嶄新而又豐厚的曆史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