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農民運動”考
一
當今商海裏屢見不鮮：朋友們為發財走到一起，又因發了財而鬧得雞飛狗跳，割袖斷交。有幾分相似的是，因為農民問題都是各自關注的大問題，才有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而在這番“合作”觸礁沉沒的海麵上，卻又是湖南農民運動成了最大的一塊暗礁―
湖南農民運動，是南方諸省中發展最快、規模也最大的。
1926年7月，唐生智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軍攻占長沙，從7月下旬開始到9月上旬，全省農民協會會員迅猛達到四十餘萬人。同年12月1日，召開了全省農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員人數又增至一百三十六萬人，遍布全省七十九個縣市。這時，在不少鄉村與縣鎮，原有的政權已是一派股栗毅棘，農協獲得了實際的權力。到次年2月間，突破了二百萬，至5月，更達到了四百五十餘萬人，加上直接領導的農民有二千萬人以上。當時，湖南至少有一半人口走在了革命大道上。
唐生智《1890一，970)，字孟瀟，——
湖南安東人
上朔湘軍，這是一支兩手皆硬的隊伍，一手能打仗，一手能刮錢。太平軍被鎮壓後，湘軍的大小將領回到鄉裏，動輒買田千頃，置宅值十萬餘金。就是一名兵丁，一下買上幾十畝田，也是常事。有萬貫家財需要保護，再有湘人尚武的傳統，地主們紛紛張羅起來的武裝民團，便多得像立冬後家家戶戶房梁上掛起來的熏肉。北伐軍打進湖南後，風助火勢，風亦仗火勢，民團的武器多收繳到了農協手裏，僅梭鏢隊，全省便有十萬支以上。這成了湖南農民運動有別於他省的一個重要特點。
各地農協積極支持北伐軍，成立運輸隊、鐵路破壞隊、偵察隊、向導隊、慰勞隊……真可謂“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對此，蔣介石、唐生智皆有相當好感，下屬部隊也有不錯評價。也屬唐生智指揮的第七軍第二路指揮胡宗鐸，就對新聞界發表談話說：“唯以此次經過情形而論，進駐長沙，並未戰爭，完全民眾力量得到。”（《廣州民國日報》1926年7月30日）
北伐軍往湖北進發後，湖南農運的洶湧之勢，外泄無著後，轉為了內傾，由打軍閥進人反封建。於是，湖南農運過激之說，便成了長沙城裏街談巷議中漸漸聚囂起來的蚊陣，武漢烏雲壓城時，龜蛇兩山水麵上那爬勝竄出來透氣的魚兒……
最有聲色的一幕，是打“土豪劣紳”。根據其罪行大小，分別采取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即吃大戶）、強迫勞動、審問、戴高帽子遊鄉、打屁股、送人縣監獄、驅逐、沒收、槍斃等辦法懲治。按現代法典看來，其中多有不入流的事兒―
“諸如‘大示威’：一萬五千個農民，向六個劣紳問罪，在他們家裏大吃大喝了四天，共宰豬一百三十餘頭；
‘戴高帽子遊鄉’：帽子上寫上土豪某某，劣紳某某，用繩子牽著一串，前後簇擁一大群農民，或敲打銅鑼，或手揚各色彩旗，一一走好過鄉，好似來了個雜耍班子。清代考據學後期的一個重要人物，寫有《漢書注》並在長沙辦了一家書院的王先謙，也被打了屁股後送去遊鄉。”
再有“審問”：多由群眾大會進行，何謂“土豪”，何謂“劣紳”，卻沒有個明確的標準，不像地主，可以用占有多少畝土地以上、本人是否參加勞動為標準。在大會上，隻要有一個人指認某人是土豪劣紳，往往無人加以反對。而這番信誓旦旦的指認，有可能真是楊白勞與喜兒式的仇天恨海；亦有可能不過緣自兩者間曾為租債問題發生推操，一方扭傷了，另一方在此變成了“土豪”。或者，隻是兩個婆娘間曾經口角，一方對罵缺乏操練，顯然力不從心，另一方卻舌動宛若遊蛇，罵起來也陰毒，一竿子下去便扯上了對方的祖宗。當時前者的老公似乎無動於衷，豈料後者的老公在此終成“劣紳”……
還有，更不可思議的是，所謂“土豪劣紳往往不問姓名，就被戴上高帽子遊街，也有當場經群眾審判後立即槍決的。”（胡愈之《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裏》）
仿佛鬥爭方式越是具有鬧劇性，便越是具有鼓動性。
仿佛懲罰的方法，如1793年法國大革命中國民會議審判貴族，愈是激烈，就愈是容易獲得通過。
而這一切，好像愈是具有原始性，比如一萬五千人組成的大肚朝天的丘陵，比如到地主姨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滾一滾，一雙粗黑的大手，還要到繡著鴛鴦戲水的香枕上捏一捏，乃至幹脆將她們放倒在閨床上，嘴裏念著：決不能讓咱貧雇農斷了香火……就愈是能讓最保守有成、或最搖擺不定的農民，在三分鍾之內成為一個造反者，從而讓革命看起來像一次史無前例的人民盛大節日……
在運動中，由農民與各界督促政府槍克的土豪劣紳有寧鄉楊致澤，嶽陽周嘉淦，華容傅道南、孫伯勳，瀏陽邱少瑞；由農民圍住縣政府，強迫縣長交人，直接槍克的有湘潭晏容秋；被公審槍斃的有長沙葉德輝、黃道生、俞語慶、徐國梁，湘潭張茂欽，瀏陽楊風韶、 肖紹榮；公審後被農民用梭鏢刺死的有常德徐仲達；被農民直接打死的有寧鄉劉昭，湘潭湯峻岩。這屍時期處決的土豪劣紳還有華容縣張柞蔭，漢壽縣梅實……衡山縣非法組織假農會、殺害民眾的反動分子單化民、單姬南等……據調查，常德地區土豪劣紳被鎮壓的18人，遊鬥的！34人，關鉀的7人， 罰款、罰糧的118人，被其他形式鬥爭的39人，約占當地地主豪紳總數的82%。
——（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
可以肯定的是，從農民運動後期湖南滿世界貼著的“有土皆豪，
無紳不劣”的標語中，再從一些地方已經把凡擁有五十畝田地者一律當做土豪，將穿長衫馬褂者視為劣紳的情況看，這個所謂‘她主豪紳”的總數，大概已經接近當地地主的總數。
這一鬥爭，必然遭到敵對階級的強烈反抗，湖南各地陸續出現槍殺農會幹部、搗毀農協和打死農民的事件，有資料說，情況最嚴重的發生在安化縣，這裏被殺戳的農民達到了二百多人。但總體上，敢在褲帶上吊著個腦袋的地主並不多。毛澤東在湖南考察時注意到，“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一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最不濟的，也要躲進縣城的哪條深巷裏，以安放一顆狂跳不已的心……李昌圭（李立三之父）
此時，作為中共代表、也在武漢國民政府任職的李立三的父親，也逃到了武漢避難。在李立三家中，張國熹幾次和老人一起進餐，在張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溫文爾雅、態度嚴肅、心地善良的老人。”他表示願意跟隨武漢國民政府―即兒子正從事的進步事業走，也不反對農民們要當家做主的氣概，卻擔心若逃不出來，在家鄉便會有生命之虞。
他舉了已震驚全國的葉德輝的例子，此
葉德輝人是湘地近代頂級的大儒，還是著名的藏書家，江南的讀書人有想查珍本秘籍的，常以去葉的藏書樓裏一睹真容為幸事。能夠畢生做著這遠離人間煙火的事，鄉下當有不薄的田產，結果此公也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以“土豪劣紳”之罪處決……
一個多月後，即1927年6月2日，國學巨9-、前朝遺老王國維，自沉於頤和園內的昆明湖。在遺書裏他寫道：“五十六年，隻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關於他的死因，人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其中有一條是一致的，即王國維擔心，如果北伐軍打進了北京，他也將重蹈葉德輝的覆轍……
李立三的雙眉悸動了一下，似猛然驚寒的蠶，卻很快平靜了。他講了一堆至今難以考證的話，但將它們概括為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兩條任何時候都不容懷疑的根本原理，則是大抵不會離譜的。父親持著兒子一封親筆致中共湖南區委負責人的信，像一位聽話的小學生，回到了長沙。負責人看了這信，兒子以自己堅強的黨性擔保，父親不會有任何反對農協的態度和行為。負責人一定被深深感動了，這是什麼時候啊，人為刀姐，我為魚肉，可即便有做魚肉的風險，亦要以送回親人的老邁之軀，證明自己對這場革命的理解與忠誠。他肯定給老人所在的縣的農協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要求對方對這位黨的領導同誌的家屬務必加以保護。
其結果，回去後沒有幾天，老人卻依然被當做土豪劣紳給處決了……